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性话语

对传统政治哲学人性话语的批判是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视域.传统政治哲学,尤其是现代以来的政治哲学都相信有着共同的基本的人性,而只要捕捉到人性的真正本质就能实现理想的政治体制和美好社会.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这种理论的建构只是在人类解放的名义下对个人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因此反对人性的绝对性、永恒性、同一性,主张人性相对性、多元性,追求成为具有丰富感情色彩的、自我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     

西方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

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命题,不同政治哲学的人性规定决定其独特的理论品格。认为人性善的思想家通过道德召唤来完善个人的政治生活;认为人性恶的思想家以法治与规则保障政治生活的有序展开。出于对人性善恶之社会功能的权衡,西方政治哲学家通过建构政治制度来“抑恶扬善”,其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达到相当高的抽象水平,却脱离“现实的个人”与现实政治状况,马克思政治哲学以此为重要思想资源并以“改变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完成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现实超越。     

几种人性假设的哲学反思

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理论层出不穷,但真正在现实世界中产生重大影响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却并不是那些纯粹的人性形上学,而是一些具体学科中关于人性的假设。它们主要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和“文化人”这五种人性假设。这五种人性假设在具有特定的合理性和较强的针对性的同时具有理论上的片面性和边缘性以及实践中的误导性与偏差性,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哲学反思。     

制度公正与人性假设

当公正被确认为制度的首要价值时,现实的制度设计所体现出来的符合公正要求的制度体系则被视为制度公正。一种制度公正与否自然不能脱离人性假设的考虑,现实的制度设计都是由不同的人性假设为理论前提的。制度公正是符合人性要求的产物,同时设定并付诸实施的制度又会反作用于人性。制度公正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或者维护人性中的某些方面,或者抑制、纠正、引导人性中的某些方面。制度公正的主要功能就是抑恶扬善,塑造全面发展的人的个性,协调私利与社会公益的矛盾。     

虚拟人性意蕴的哲学人类学阐释

现有的对虚拟问题的研究,多从技术层面展开或对其作形上之思,相对缺乏人学研究的视野,容易遮蔽其人性意蕴。虚拟是指人借助符号中介系统超越现实、建构非现实的真实世界的能力、活动、过程和结果。运用哲学人类学的理论对虚拟的属人本性、文化符号创造本性进行阐释,可以拓宽虚拟研究的思路,深化对虚拟的认识。     

荀子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比较分析

荀子和霍布斯在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和基本结论的相似仅仅是表面的。对于政治哲学的建构,霍布斯是诉诸契约论,荀子则从规范论的维度出发展开政治图景的设计。这两种路径实质是演进理性和建构理性之下的不同产物。由此出发去理解各自的理论分野,乃至评判其理论上的得失是富有意义的。     

论哲学境界的人性根据

哲学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反思性理论”,主要是以理论方式表达对人的存在与生成的自我意识 ,以“超越”方式提供给人们追求的境界。从哲学境界与人的本性的内在一体性联系分析入手 ,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方式揭示、对人的应然逻辑求证、对人的形而上学天性追求 ,以期论证哲学境界的人性根据 ,进而表明哲学的特殊品格与特殊功能在于确立与时代精神相契合、表达人的生成自我意识的哲学境界。     

人性与制度的双重塑造——人性假说和制度设计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启示

人性的假设与制度的设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共同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人性假说是制度设计的前提,而社会制度环境又从根本上制约着人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通过对人性假说与制度设计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思想家往往凭借自己的经验观察和理想设计去思考人的本性,在他们的理论思考中,渗透了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现实矛盾及其时代要求,人性假说是同时代变革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人性分析

刑罚制度之设立既有防恶于前又有惩恶于后的法律功能,而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在其设立、实施过程中,人性的痕迹非常深刻,无论从刑罚实施的受体还是立法者的主观导向,都把对人性的打压和保护作为一种平衡手段。从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刑罚对人性的考量是中国古代法律伦理法倾向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文明进步幅度与对人性认识的高低有着较强的关联:先秦时期以摧残人性为刑罚惩戒的基础;在封建法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人性力量之张扬是酷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的重要因子;而其中过于重视人性保护,又使得封建刑罚制度偏离法律建设轨道,在伦理法的道路上而不能自拔。     

对西方管理学中人性假设误区的文化哲学辨析

文化哲学将人性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我创造的文化本性。它具有系统整体性、动态开放性和实践超越性。由此评价西方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可看到其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上具有片面性、孤立性、静态性、实体性、超验性和抽象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应整合人性理论,为当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     

人性与文明

尽管人是复杂的混合体,但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其动物性,而在于人性,即人的本质是人性。文明是人性的产物,它与人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提升。文明对人有不可避免的压抑作用,文明的压抑作用是人性发展的重要过程。文明与人性在本质上是和谐的。     

价值与人

价值问题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人。只有从人出发,价值问题才可能得到适切的说明。人既是人自身活动的主导者、创造者,也是一切价值的前提、一切价值之源和判定标准。价值活动是人特有的一种本质性活动,人与其价值生活、实践具有直接同一性。     

物性与人性

庄子认为，性乃人类及万物普遍所具有，人生而具有人性，而物则生而具有物性。人性自然，物性亦自然。人性只有适物性，而不可违反物性，否则，就会在人性达于物性的过程中造成悲剧。     

论制度与制度力

论文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现代西方社会学制度观点的基础上,从人对自身的约束和人的社会性需求两个维度界定制度,分析了制度的属性,提出制度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循制度的主客体规定的逻辑顺序界定制度力,提出提高制度竞争力,是应对全球化、促进人的发展的要务。     

社会建设中的制度风险与制度协调

和谐社会的制度建设中存在着由于制度自身功能发生偏差而产生的制度风险,它见于现实生活,也为默顿等人的社会学理论所佐证。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中制度与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的冲突是制度风险的客观根源,理性主义的专家式认识是制度风险的主观根源。规避制度风险的最佳选择是实现制度与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间的制度协调,这既需要专家式认识与常人式认识的体、用结合,又需要在制度协调时树立风险意识,不断反思风险并勇敢面对风险。     

文化自觉与人文学术研究

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在哪里 ?笔者认为 ,这首先在人文学术的成果中反映出来。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艺术乃是人类文化的核心 ,她从普遍性和永恒性方面体现了人类在文化创造方面达到的最高点。从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可以看到 ,近代人文学术大家将“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从相同含义上加以使用的情况。王国维在 2 0世纪初提出“学术自觉”口号 ,要求学人对于本国学术文化和外国学术文化 ,在比较中看到他们的特点及其长短 ,一国学术文化不可能都优 ,也不可能都劣。应研究外国学术文化之长以济本国学术文化之短并主张将中学与西学之…     

人类在景观发育中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人类影响景观发育的思想、行为、方法和影响结果的分析,在理论上论证了人类对景观发育影响的显著性,引申到按照人类对景观影响的结果--景观变化梯度过于剧烈的话,景观系统将走向崩溃,进而提出人类对景观发育控制理念构建人-地协调的景观系统.     

制度、制度创新及中国的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派是西方重要的学术流派,它的主要贡献是对制度以及对制度创新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而诺思则把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结合起来,使制度创新理论更加完善。对诺思的制度创新理论加以研究,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解释力。     

略论文化的模式和人文类型——读《人文类型》与《文化模式》

本文在比较阅读现代人类学两大理论流派的代表著作的基础上,从人文类型和文化模式两个角度来探讨在当代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党的十七大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只有对人类的文化模式有个清楚的认识,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价各民族的文化．从而实现对弱者的人文关怀,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对“人”的问题有着极其深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与“人”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中,“人”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内容。马克思的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践哲学,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与脱离开人的活动和实践来谈论人的存在的近代西方哲学观念不同,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出发,把人类历史和世界理解为社会实践的产物,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的独特性,提出了人在社会实践中诞生与发展以及有关社会关系的理论,完成了对人的社会化的唯物主义的论证。这是我们至今研究“人”的问题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