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侵害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环境侵害概念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藩篱,容纳了人类环境行为造成的所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内涵。基于现行环境侵权的责任归责原则主要救济的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被侵犯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更多针对环境和生态自身的侵权不能获得救济。所以它不能担负起环境侵害的全面救济责任。针对环境侵害的原因行为和被侵害权益的不同性质,借鉴和运用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理念进行责任归责,并设置具体责任机制,可以摒弃现行环境侵权归责原则的片面性,实现环境侵害责任的全面、合理、公平分担,实现生态正义。     

论环境侵权中风险责任的确立

基于环境侵害具有潜伏性和不可逆转性的特点,以损害实际发生为归责前提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环境侵权中的适用无法体现环境保护“预防为主”的思想。风险责任进入环境侵权归责体系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但风险责任的适用必须解决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特定化问题、损害预防和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以及风险责任本身在侵权行为法中的立法体例问题。     

“环境污染责任”的立法特点及配套机制之完善

《侵权责任法》首次以章的框架系统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应将其视为环境侵权责任的一般立法地位。它不仅明确了无过错归责原则、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等重要问题,而且确立了环境自身遭受损害的民事责任救济制度。为落实环境污染责任的实效,应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等相关配套机制。     

环境侵权的微观与宏观——以《侵权责任法》为样本

<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法律的"绿化"需求,但并非完美,除了未将生态破坏行为纳入到环境侵权外,还存在着未区分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规定过于粗放以及数人环境侵权责任划分不明确等问题.因应环境议题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环境侵害救济法>,全面规定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社会化救济、行政救济以及纠纷解决机制尤为亟需.     

论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 ——兼论环境侵权损害的社会救济

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与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相比具有特殊性的原因在于,环境侵权责任中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上包含着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对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实行特殊的认定规则,是为了平衡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为充分保障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权益,除了在环境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及因果关系认定问题上实行特殊规则外,还应当建立社会救济制度。     

数字时代侵害个人信息的归责原则适用——以类型化为视角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应用范围愈加广泛，同时，个人信息侵权现象较为普遍。侵害信息呈现主体多样性、侵害方式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通常，不同主体处理个人信息过程中可能会损害信息主体的人格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个人信息侵权视阈中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一概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难谓合理。根据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并结合不同类型信息处理主体、侵害不同敏感度个人信息境况，应精细个人信息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明确不同侵权主体和侵害不同类型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有利于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合理利用间的关系。     

我国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之评析——以新旧国家赔偿法比较视角

归责原则是国家赔偿法的核心问题，决定着国家赔偿的范围和赔偿程序的设计。新国家赔偿法对归责原则做出的修改，意味着“国家赔偿从此进入归责原则多元化的时代”抑或仅仅是立法者改变了其表述呢？修改以后“违法归责原则”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违法归责原则为主的立法状况并没有改变，这体现出本次修改以修补、完善为主、并非着眼于制度重大革新的立法取向。     

论归责原则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运用

环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根本,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故已经对人类敲响了警钟。我国的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是基于环境权和环境诉权两个基础理论的;而归责原则是公益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归责原则方面,应突破传统侵权法的局限,介入以无过错责任为主、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     

浅论跨界环境污染引起的国际责任及解决方法

近年来，跨界环境污染造成的国际损害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在越来越严重的跨界污染的治理方面单一国家的单方治理的作用也变得非常有限，因此需要确定各种环境污染所形成的原因以及各种责任的归责原则，在确认责任主体的基础上通过主要责任国的积极采取措施以及其他各国际上的国家的配合，各国在致力于解决全球环境的基础上，寻求一条...     

论环境侵权救济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传统民事侵权的归责以过错责任为主,但环境侵权的特点要求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最早为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提出并在立法中确认,我国民法、环境法也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对于追究环境污染者的法律责任、及时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具有重要意义。     

遇难船舶避难准入法律问题研究

现行国际法体系下,关于遇难船舶是否有权进入沿海国水域避难,难以得出明确结论。国际海事组织在避难地问题上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脱离避难准入权的单纯避难地的存在并不具有实质意义。鉴于绝对的避难准入权与国家主权原则存在直接冲突,遇难船舶避难问题更现实的解决路径是提高国际船舶标准及提倡船籍国承担责任原则,而非创设一种绝对的避难准入权。在国际法上对遇难船舶避难准入缺乏统一标准的大背景下,我国宜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对具有污染威胁的遇难船舶进入我国水域进行适度干预。     

空气污染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以“东京大气污染公害诉讼案”为参考

关于空气污染的防治,可以积极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由此增加空气污染行为的成本,使行政机关加大防污治污的力度,保护空气污染被害者的利益。由于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是"无过失责任",因此"因果关系"的认定就成为空气污染侵权责任成立与否的最主要因素。参照中日的相关学说和"东京大气污染公害诉讼案"可以发现,因果关系认定问题的核心本质上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确认其认定标准。空气污染侵权纠纷具有影响广泛、因果关系难以科学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等特殊性,法院应该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特殊侵权责任类型,放宽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     

环境健康风险视域下环境标准的理性反思与规范

环境健康事件呈量级增长给环境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变革带来巨大影响。构建环境健康法律制度体系推进环境保护工作从环境管理转向健康管理，防治环境污染引发的公众健康损害，已成为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环境法具体制度的实施须以环境标准的有效适用作为检验标准，如征收超标排污费、环境监测等，没有标准作为准则的制度定然会走向制度的异化。现行环境标准暴露的问题包括环境标准的技术依据与科学理性脱节、环境标准的规制范围与实际需求错位、环境标准的安全限值无法匹配健康阈值、环境标准程序设计无法与公众参与有效衔接等四个方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探析聚集性、弥散性两种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样态，应当寻求“环境健康风险”下环境法治的逻辑，遵循“健康风险”导向下“基于科学”和“基于民主”的两种维度，探究健康本位、科学合理、权力权利衡平三重弥合的环境标准制度:以“健康+生态基准”的体系模式推动环境标准之技术支撑、以“成本收益分析+健康界限”的双重嵌入保障环境标准可行性、以“权力与权利的衡平”实现环境标准的科学规范、以“回应机制”力求环境标准的可接受性。     

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及其认定

2016年两高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一直存在争议的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提供指导。然而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却引发新的适用争议，其缘由既有司法解释准立法化的原因，也有立法规范不明确的原因。为实现污染环境罪的正确适用，应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重新理解环境立法与司法解释之关系，确定环境法益具体危险的入罪标准，并在司法认定中正确把握入罪中的具体危险和因果关系等要素，同时也应在制度上减少“规定” “解释”等准立法形式的司法解释，引入污染环境案例指导制度和相关专家制度，真正实现污染环境罪的正确适用。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香港回归与中美关系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问题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焦点。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开始公开插手香港问题。1997年的《香港回归法案》是美国又一次以国内立法的手段干预香港事务。在香港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其一贯的大国心态。     

阶层认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

“知”与“行”存在巨大鸿沟,探究社会心理学因素是如何影响垃圾分类行为成为重要问题。基于“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分析阶层认同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检验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内在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阶层认同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同时通过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体现出中介效应;环境价值观不仅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并通过环境行为控制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提升公众的绿色消费理念、培育节约环保习惯,可以增强环境责任意识,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通过树立典型模范人物,增强阶层认同感,提升对环境满意度,为培育公众垃圾分类的自觉、自愿行为起到积极作用。     

海上平台油污损害赔偿国际立法及适用

21世纪海洋环境成为人类获取能源的主战场,油污损害赔偿纠纷已从一国国内走向国际化。对于油污损害赔偿问题国际社会存在一些立法实践,由于海上石油作业起步晚、溢油率低,对海上平台溢油事件所导致的损害赔偿问题在国际社会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出现法律适用的困境。通过制定海上平台油污损害赔偿的国际专项实体公约或者将“海上平台”油污损害纳入“船舶”油污损害公约的调整范围,以弥补海上平台油污损害赔偿国际法适用的缺失。为确保国际公约的有效实施,一国内国法对国际公约应给予积极的回应。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符合与证实:罗素的真理论探析

真理符合论有悠久的历史,罗素是其忠实的维护者和现代阐释者。罗素对真理问题的探讨触及的是知识论最基础、最难解的部分,核心是关于"符合"与"证实"问题,要点有两个:一是在意义理论、亲知原则和同构原则的基础上来阐明"符合"这个关系;二是在阐明"符合"的基础上考察"真的"和"可证实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认识论的符合论"和"逻辑的符合论"。文章对此做了初步阐释,指出了其中仍然存在的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