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权力依赖及其终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转型

回顾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演进史,可以看到政权的现代化并非必须是光彩的事,从清末到民国的政权现代化,主要目标是汲取社会资源以保证国家所需。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也推行过国家政权向全社会的延伸,这一时期政权的现代化实现了国家汲取社会资源以建立工业化国家所需,政权现代化有得有失。当前,我们要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及走何种道路呢?以市场和社会为本是政权现代化的考量标准,政权现代化不能以伤害市场和社会为前提。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做好公共权力制度化建设、市场作用决定性建设及社会力量权利化建设。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感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决定》的一个亮点。我们以前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分别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现在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将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衔接起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论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个着力点 ——学习习近平关于城市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一点体会

习近平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做好城市社会治理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强调党对城市社会治理的领导,完善党委领导、其他各方面有序参与的治理体制;明确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治理立场,必须将其贯彻在城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要求必须实现治理重心下移,打通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创新和完善基层社区治理;更新了城市社会治理思路,阐述了城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之路。     

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问题与出路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升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是增强社会活力的必然选择。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应该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科学化、治理过程法治化和治理机制规范化四个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面临社会力量相对弱小、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社会失范行为剧增、社会认同和共识较为缺乏、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等问题。鉴于此,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规制社会行为,重构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步伐,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利益问题。只有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才能确保完成"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全面深化社会改革任务,从而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论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内涵

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权利与人民主权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现代国家的特征。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现代社会大厦的基石。现代政治理论科学诠释了国家权力是来自于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的授予这一真理。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具有丰富的内涵。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的属性。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造就了人们关系的和谐;因此,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与和谐社会具有因果关系。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来源于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市民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对巴黎公社社会治理的经验总结。马克思社会观的核心是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自主治理,体现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社会治理的条件和途径,包括增加生产力总量、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满足民生需要以及各项制度的完善。这为实现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我们需要以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体现公平正义,完善"五位一体"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提高社会治理"四化"水平,以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     

论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及其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等治国理政思路。这些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有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梦,有助于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助于通过法治建设来反对腐败。     

公平正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基准

公平正义既是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共同的道德目标,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基准。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能够让人民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把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利益关系调整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价值取向,才能使更多的社会成员享受到改革成果。公平正义内蕴着共享发展的要求,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的体现。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协协商民主角色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政治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国家权力的运行必须由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方式变为更加注重平行的以及各社会主体平等而充分参与的共治方式,这也对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政协必须进一步顺应这些要求进行角色建构,赋予其自身角色更丰富的内涵。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情况下,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是治国理念从统治、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多中心协作的治理模式,在治理实践中,政府等公共权力受到法制规范与约束,市场与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的补充力量得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目标与总体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造性空间

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已经将治理现代化问题纳入到了一个自觉的过程中.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造性空间来自哪里？这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总体来看,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虽然经历了启蒙运动的伟大设计,但在其行进的过程中,却走上了价值理性失落的方向.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课题是在人类社会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应当从时代背景和中国国情出发,把正确的价值导向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造性空间.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质量路向

欧洲语境的社会质量理论秉持社会正义、团结、平等及人的尊严等基本价值观,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旨归。基于二者间产生背景、价值追求与整体主张的三重契合,从社会质量理论角度切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向研究,借助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社会赋权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理性、民主特征、价值品质与法治思维,并界定其标准、内容及实现方式,具有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双重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党和国家对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建设目标的系统概括,在指引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推动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制度建设及功能发挥的目标指向、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质内容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可为考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赋予有益视角。高质量发展由执政党和政府系统推进并以权力的规范运行为前提条件,包含维护权利行使和激发人民主体意识的价值诉求,旨在均衡分配利益资源和化解利益矛盾纠纷。在新发展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巩固制度建设的人民导向、明确权责对等原则并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效衔接,结合高质量发展所处的复杂现实形势增进各部门的协同治理与方式创新,并在正确审视高质量发展持续性、过程性和结果性特征的基础上坚持渐进式改革和构建容错纠错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随着公共事务愈益复杂多变,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改革的关键内容。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解析不应囿于传统体制改革的中观层面或是机制应用的微观层面,而应将其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来考察。当下的转型危机使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也成为社会治理发展的契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法制保障、民主参与、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建构等维度上寻求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社会服务伙伴关系演化、本土化及治理之道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核心就是以社会服务为载体的各供给主体间伙伴关系的建构。社会服务伙伴关系在社会不同治理阶段和类型下经历了从“自发式伙伴”到“制度式伙伴”再到“网络式伙伴”的嬗变,这也是社会治理体制逐步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阶段,伙伴关系的本土化具有其合理内核,但运行过程中也表现出本土化困境。分析社会服务伙伴关系的进化,从国情出发,提出适合我国发展的治理之道,对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