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宪法中的国家观念及对国家社会治理目标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感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决定》的一个亮点。我们以前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分别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现在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将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衔接起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转型

回顾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演进史,可以看到政权的现代化并非必须是光彩的事,从清末到民国的政权现代化,主要目标是汲取社会资源以保证国家所需。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也推行过国家政权向全社会的延伸,这一时期政权的现代化实现了国家汲取社会资源以建立工业化国家所需,政权现代化有得有失。当前,我们要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及走何种道路呢?以市场和社会为本是政权现代化的考量标准,政权现代化不能以伤害市场和社会为前提。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做好公共权力制度化建设、市场作用决定性建设及社会力量权利化建设。     

论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及其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等治国理政思路。这些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有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梦,有助于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助于通过法治建设来反对腐败。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城市化模式的“中国道路”——“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空间重塑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全球资本空间生产流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等众多时空交织的空间变革之中。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摒弃了“资本逻辑”的价值诱导，坚持了“人本逻辑”的价值引导，使得城市化的空间规划与生产不再成为资本生产-积累的工具，而是紧密服务于全体民众的福利与和谐。“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通过加强空间要素聚集，利用城市的经济功能促进空间资源的均衡性分配、公共资源的平等性布置、空间权力的公平性保障、空间结构的合理布局，促进了城市空间的包容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国土空间的结构变革和生产要素的增长贡献变革，同时也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正义性和正当性，构建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城市新文明，赋予了人类空间命运体的新内涵。     

论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个着力点 ——学习习近平关于城市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一点体会

习近平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做好城市社会治理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强调党对城市社会治理的领导,完善党委领导、其他各方面有序参与的治理体制;明确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治理立场,必须将其贯彻在城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要求必须实现治理重心下移,打通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创新和完善基层社区治理;更新了城市社会治理思路,阐述了城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之路。     

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问题与出路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升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是增强社会活力的必然选择。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应该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科学化、治理过程法治化和治理机制规范化四个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面临社会力量相对弱小、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社会失范行为剧增、社会认同和共识较为缺乏、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等问题。鉴于此,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规制社会行为,重构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步伐,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利益问题。只有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才能确保完成"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全面深化社会改革任务,从而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也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展还比较缓慢,存在物质困境、观念困境、体制困境和技术困境等难题,必须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从经济发展、观念革新、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等几个方面去寻求解决困境的对策。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关系

政府治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承载着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优化宏观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使命。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关涉到国家制度设计,也关涉到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努力做到坚持政府治理创新与秉承人民至上理念相统一,坚持政府科学决策与更好回应群众利益诉求相统一,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与完善市场决定内生机制相统一,坚持政府法治建设与着力提升公务人员素质相统一,坚持政府考评优化与健全岗位责任追究制度相统一。     

大众共识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

人类社会要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维护和遵守这些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没有公共认同的文化价值,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但能弘扬社会正气与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优化社会风气和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励中华儿女朝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为我国社会进步、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提供巨大推动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兼析苏共执政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贯穿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目的,这源于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曾践行而后又背离了这一原则,后期由于公仆变主人、人民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导致亡党亡国,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理论上清醒定位主仆关系,从法治上切实保障,彻底消除公仆变主人的土壤和条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与复合治理结构,健全国家治理体系,跟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研究

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进入"被害人时代"时,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现实社会中,被害人国家赔偿法立法是十分必要与迫切的.应该说,国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和"守夜人",理应肩负起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责任与义务.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法治,维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人权保障,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来源于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市民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对巴黎公社社会治理的经验总结。马克思社会观的核心是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自主治理,体现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社会治理的条件和途径,包括增加生产力总量、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满足民生需要以及各项制度的完善。这为实现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我们需要以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体现公平正义,完善"五位一体"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提高社会治理"四化"水平,以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协协商民主角色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政治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国家权力的运行必须由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方式变为更加注重平行的以及各社会主体平等而充分参与的共治方式,这也对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政协必须进一步顺应这些要求进行角色建构,赋予其自身角色更丰富的内涵。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党和国家对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建设目标的系统概括,在指引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推动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制度建设及功能发挥的目标指向、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质内容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可为考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赋予有益视角。高质量发展由执政党和政府系统推进并以权力的规范运行为前提条件,包含维护权利行使和激发人民主体意识的价值诉求,旨在均衡分配利益资源和化解利益矛盾纠纷。在新发展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巩固制度建设的人民导向、明确权责对等原则并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效衔接,结合高质量发展所处的复杂现实形势增进各部门的协同治理与方式创新,并在正确审视高质量发展持续性、过程性和结果性特征的基础上坚持渐进式改革和构建容错纠错机制。     

论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体系建设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要求推进国家的依法治理,即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奉行法治政治理念并依据良法治理国家。依法治国的实施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下,推进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体系建设,让公共权力在法律制度的笼子里运行,以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     

公平正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基准

公平正义既是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共同的道德目标,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基准。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能够让人民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把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利益关系调整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价值取向,才能使更多的社会成员享受到改革成果。公平正义内蕴着共享发展的要求,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的体现。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