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新闻舆论监督中的公共知识分子

自"非典""孙志刚事件""黄静事件"发生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集体亮相论政立言,媒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议政局面.笔者结合2003年重大新闻舆论监督事件,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舆论监督的特点进行分析.     

公共领域、舆论监督与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领域是有别于政治、经济和私人生活的一个领域 ,公众可以在这一领域表达对于社会及国家事务的看法。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我国的公共领域非常有限。舆论监督也只是限于媒介监督 ,而且由于观念的偏差 ,目前的媒介监督仍存在两个观念误区 :一是仅仅把媒体视为传达政策的传声筒 ,二是仅仅把媒体视为赚钱的产业。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 ,必须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努力     

群体性事件中的自媒体作用考察

在我国,由各种原因引发的地方政府和群众冲突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频频发生,并且保持着上升势头.在这些群体事件从发生、发展、冲突到解决的过程中,公私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不可小觑.其中,作为公共话题而成为舆论的关注点,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在其中的舆论导向、新媒体参与的议题设置,以及沟通上情、传达民情的能力,与群体事件的发生发展、最终走向密不可分.因此,从传播角度看,对于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私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值得加以综合考察和评定.     

■■■

关于对“公共知识分子”一词的诠释,目前国内流行的说法大概有三：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其定义与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所阐述的“以知识为依托,自由地漂浮于各阶级之外”有几分近似。于是,便有人提出质疑,并让人们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漂浮于各阶级之外”的思潮。又于是,引发了舆论界一片哗然。     

“网络正义”还是“网络骚乱”——从几起网络道德追杀事件看网民的集群行为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中上演了多起与网络道德追杀相关的“人肉搜索”及“网络追杀令”事件。在每一起网络道德追杀事件的背后,都有成千上万的网民参与其中,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积极的公开讨论和持续的公共参与。然而,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集聚,是一场有关正义的华庭盛宴,还是一起聚沙成山的网络骚乱？本文从几起具有代表性的网络道德追杀事件入手,试图对此做较为深入的思考。     

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微博时代的公众参与新模式——以郭美美事件为例

"郭美美事件"形成新的公众参与模式:微博率先披露—网民围观和"人肉"—民间侦探搜索爆料—知识分子评论和引导—媒体记者调查核实—形成舆论压力—推动问题解决,微博成为公众参与主渠道,微博和论坛、博客协作掘密,但由于有关部门未能介入调查,真相迟迟未能公布,公众参与的效果有限,现阶段公众参与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壮大公民社会等方面。     

基于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和谐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与舆论引导

在分析新媒体语境中公益传播所涉及“物质”、“话语”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提出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概念;对比分析国内外公益传播研究现状及趋势。基于话语理论,考察了手机媒体话语传播力的形成过程,探讨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与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手机交谈与舆论扩散的关系等内容。研究发现手机媒体强大的话语传播力,为人人参与公益传播开拓了渠道;手机媒体公益话语传播对公共话语空间构建,公共舆论引导有重要影响;手机等新媒体公益传播联通了“个人思想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开辟了构建“和谐公共话语空间”的路径。     

公共事件报道中的报纸角色扮演及公信力探析——以《南方都市报》“番禺垃圾焚烧厂风波”报道为例

在公共事件中网络媒体的公共角色日益显现,其社会影响力对传统媒体形成挑战,报纸等传统媒体在公共事件中如何扮演好公共角色以提高其公信力?传统媒体通过在公共事件报道中的角色扮演,公共议题的建构、公众参与平台搭建、促成社会共识等方面于提升了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     

试析舆论监督对公共道德行为的影响

在公共生活领域,正确的舆论监督有助于鼓励公民遵从道德,防止邪恶的发生;充分反映民情民意,体现社会公正,消除消极舆论的不良影响,对个人行为起引导和规范作用。发挥舆论对行为的影响,首先要消除“道德量化”的思维误区,归还道德尊重人性的本来面目。随着科技进步和公民自主意识的提高,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有了可靠基础,同时也必须看到其局限性。当代公共道德行为既离不开舆论监督,又不能完全依赖舆论监督。有效的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相结合,是正确发挥舆论监督的根本保证。     

公共性、知识生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媒介化在场”

在知识分子那里,主体性是通过"文字共和国"秩序中的思想传播和文化参与行为实现的,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确认过程建立在普遍的公共性基础之上。当下,在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体系中,"电视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众视野,与之相随的则是公共性的衰落。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在场"促使了信息传播的"再中心化"流动趋势,而且在公共议题构造和公共话语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角色,这使得知识分子"重返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逼真命题。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复苏,同样蕴藏了一个更大的现代性批判背景,也就是在"共视社会"中重拾一个时代的"集体主体性"。     

托马斯·班德：《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知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是如何从与“公共生活“的密切关联中孤立出来的?业余研究者与公共学术讨论是如何被排挤出现代学术体制的?知识分子是否必须脱离“公共文化”才能有效地从事学术研究或审美活动?他们有无参与公共生活的义务和必要性?     

浅论新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效用

新媒体为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创造了有效的沟通平台,日益担当起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新媒体发挥着预警、协调沟通、情绪释放、社会教育等正面效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为了规制新媒体的负面效用,应着手从政策法规建设、伦理道德规范、技术管理、政府网站建设等几个主要方面来制定符合实际的传播控制策略,使新媒体以更强大的实力参与到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中。     

媒体对高校网络事件的关注与影响

通过对143件高校网络事件分析发现,主流媒体对负面新闻不再保持沉默,而是积极地进行舆论监督或引导;传统媒体作为信息源主要提供者的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但其对网络传播效应的正向推动作用依旧明显;主流媒体和传统媒体在“三俗”类议题和涉及“维稳”的议题面前,依旧保持惯有的谨慎和克制。     

公共新闻实践的可行性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讨论了公共新闻实践的内涵与边界问题,并通过典型公共事件论证中国媒体已具备公共新闻实践模式,即在公共冲突性的事件报道过程中,在新闻监督的基础上为冲突双方提供间接表达与参与、协商的实践平台,从而为公共问题提供决策或决策辅助。     

“群众聚集型”突发公共事件的认识和应对

对突发公共事件性质的认识，决定了应对态度与应对方式的选择，也决定了应对的成败。在有主观意愿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包含着有破坏故意和无破坏故意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件。无破坏故意“突发公共事件”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现行应急预案对此尚未建立相应的应对策略。在细致辨析这类“突发公共事件”性质的基础上，应建立有针对性的制度，制定相应应对策略。     

评陈占彪《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

数年前，在中国各类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等传媒上还活跃着一批一面埋头于学术研究，一面就社会公共问题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这些被媒体热捧的“意见领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一时云蒸霞蔚，煞是壮观。     

社会化媒体中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动力研究——以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为例

社会化媒体以其独特的信息交互方式,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用户.在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演化过程中,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搜索信息、分享信息、传播信息、交换意见以及表达情绪的重要交流平台.在这种传播语境下,从行动者的个体层面研究用户的行为动机及表现特性,从信息层面探究集体意见集合的发生过程与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机理,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发生后的连锁反映充分证明有效运用社会化媒体有利于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     

伦理维度中政治参与的域和度

政治参与是指政治主体对政治过程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政治参与发生在什么领域?依据什么来规定政治参与的程度呢?体现政治伦理精神和生态伦理价值的政治参与应该发生在由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自在世界所构成的广袤领域中.而政治参与作为一种集体意志和行为的集合,其所及应该是所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事件或行为,我们可以根据这种影响力即外部性来规定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自在世界的参与程度.     

网络文化公共性建设中的知识分子作为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在提升网络文化公共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知识分子不仅积极关注各类公共事件,而且以其解释力在多种网络交往空间中赢得了"意见领袖"的地位。知识分子话语背后体现的理性思考、权利意识和匹夫责任等公共性成分在开放、互动的网络空间中实现了对公众的直接动员,有助于唤醒公民意识,有助于鼓励公民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