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具体世界

作为“走向具体世界”的主要概念之一,“走向”既有“敞开”（认识）之意,也包含“规范”的内涵,与之相关的“具体世界”即真实存在。对世界的认识和规范,总是关乎理想与现实的互动。理想既有认识意义,也有规范功能,二者都基于现实而又还治现实。理想内含相关的形式,现实则构成了实质的对象。形式之维具有普遍性,但限定于此,则往往引向抽象性;实质的方面则关乎具体事物及其存在方式。从哲学上看,分析哲学侧重于对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现象学虽然提出面向事物本身,但又表现出化现实为意识的趋向。理想、形式化的切入方式,同时具有“旁观”的特点。关注现实和实质的对象,需要进一步引向人与对象的互动,这种互动表现为“参与”。走向具体世界,同时表现为化本然为现实,这种建构现实世界的过程即以参与为形态。真正的参与不同于现象学的观念意义赋予,而是以实际“做事”为特点。做事即成己与成物,在这一过程中,敞开对象与走向具体的世界呈现内在统一性。参与、做事的主体,也即人的具体存在,后者既是存在具体性的体现,也是达到具体世界的现实条件。     

广义视域中的“学”——为学与成人

“为学”在宽泛意义上既涉及外部对象,又与人相关, “成人”则指成就人自身.狭义之“为学”主要与知识的掌握和积累相联系,以“成人”为指向的广义之“为学”则以知与行的统一为其内容,这一视域中的“为学”与“成人”相应地意味着在知与行的展开过程中成就人自身,其中既涉及本然、当然、实然的关系,也关乎本体与工夫、性与习的互动.     

他者的理解:《庄子》的思考——从濠梁之辩说起

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对人之“在”的沉思中,庄子对此作了多方面考察,后者首先体现于濠梁之辩。濠梁之辩在理论上既涉及他人之心是否可知,也关联着“如何可能知”与“以何种方式知”有无区分或二者能否等同。惠施作为对话的一方对前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但其推论的过程又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庄子对鱼之乐的可知性予以了确认,后者同时蕴涵着对他人之心是否可知这一问题的肯定回应。不过,在论证以上立场的过程中,庄子又将“如何可能知”的问题转换为“以何种方式知”,从而在逻辑上犯有转换论题的错误。当然,知“鱼”之乐所隐喻的知他人之心,同时又涉及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过程。从后一角度看,肯定他人之心的可知性,无疑为确认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相互理解、沟通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广而言之,人存在于世,总是难以避免与他人的共处,而在共处或“群于人”的过程中,则不能不发生彼此之间的交往及相互理解,庄子着重分析了存在境域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影响。通过共处、交往过程中的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以存在方式及存在形态的转换为其指向。就人自身之“在”而言,存在形态既涉及外在的生活境域,也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庄子对后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历史与本体——李泽厚哲学思想论略

李泽厚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命题,在理论上对相关思想作了重要的推进。第一个命题是：“经验变先验”,其意义在于从类的层面,解决先天（先验）形式的来源问题。但这一命题还要继之以“先验返经验”,即普遍的形式需要返归于个体之中才可能影响个体的具体行为。第二个命题是“历史建理性”,它指出了合理性的形成与历史过程的联系,但这一命题还需要以“理性渗历史”加以补充,后者肯定了理性本身的开放性。第三个命题是“心理成本体”,它肯定了意识和精神可以沉淀下来,成为个体的内在本体,但这一命题还需越出个体之情并以“本体存心理”作补充,后者所肯定的是普遍本体需要进一步融合到个体的心理形式之中,由此为道德行为提供内在的机制。就权利与善的关系而言,权利应包含善的内容,“善”则不仅包括形式层面的价值原则,而且意味着在实质层面使人的存在方式更人性化。在伦理学领域,同时需要区分人生取向与行为的道德意义,并关注法理意识与良知意识的统一。以人的文化精神生活为指向,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包含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切,而在性情之辩上,则需要重新关注“心统性情”说。     

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     

《礼记》与中国礼文化

儒家对"礼"作综合阐述,形成中国礼文化系统.中国礼文化包括三个主要内客:礼义、礼节、礼仪.礼义,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要实现礼又需要做到的行为的节制与规范,这就产生了礼节的德目;而礼仪则是礼的行为表达与仪式表现.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与践行,而<礼记>一书所阐述的礼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宝藏中的瑰宝.     

存在与方法

作为当然之则 ,方法既以现实之道为根据 ,又规范现实本身。从形而上的维度看 ,思维的秩序、行动的秩序、存在的秩序相即而非相离 ,这种相关性在本体论的层面体现了方法、实践、存在之间的深沉联系。以理解为形式 ,通过世界的敞开与自我的去蔽 ,方法在切入存在的过程中 ,又进一步融入人自身之“在”。存在与方法的如上关系在沟通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同时 ,也具体地展示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内在统一。     

婚冠之礼与《诗经》婚俗诗

人生成长离不开礼的教育,而《诗》正是礼的教育的重要形式。作为礼之始的冠礼,是进入婚礼的前提(它来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包括缁布冠、皮弁和爵弁等程序,每一程序后面各有其规范教育意义;婚礼是礼之本,包括纳采、纳吉、问名、纳徵、请期、亲迎等六种礼仪,每一礼仪亦包含其伦理示范意义。《诗经》婚俗诗与礼结合,是上古人类自然行为的仪式化肯定与约束,是先秦文化的集中体现。     

自由的价值内涵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自由的追求既涉及对象世界,也关联着人自身。就后者而言,自由既有其本体论的意义,又包含价值论的内涵。以“必需”和“外在目的”的扬弃为前提,人向自身的回归与人的自我实现、潜能的全面发展与人格之境的提升赋予自由的历程以价值的内容。     

《左传》象征问题管窥

象征在狭义上指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广义上则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象征是符号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隐喻和指称关系密切。《左传》中的象征系统博大精深,文章仅举三例：《周易》中蕴涵的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是《左传》象征系统的组成之一;书中的各种礼仪是一种社会约定的行为符号,各种礼仪形式象征了礼的实质内容;另一个重要组成即书中的各种理念,如德、信、忠、敬等等,还包括先秦时著名的“正名”思想。     

周礼规范下的《诗经》婚恋诗歌创作

周礼中的婚姻之礼有正礼和变礼之分,在尊重民俗基础上制定婚礼规范,这是“正礼”;又为一定的特殊情况制定变通办法,这是“变礼”。“变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人口增长、保持社会安定,基本精神符合人性发展要求。由于婚姻之礼的宽容和规范,《诗经》婚恋诗歌呈现出多彩的面貌,显示了中华文学摇篮期的积极向上的特点,那些“淫奔诗”的说法是对“变礼”的误解。     

工夫的哲学意义及其限度——兼议《儒家功夫哲学论》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工夫至少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知和行的关系；无论是致知过程，还是德性践履，都关乎工夫。其二，工夫又与本体相关，这一关联中的工夫主要指践行活动或人对世界的广义作用。工夫的实质在于“做”或“做事”,本体则表现为“做”或“做事”的内在根据。哲学之为哲学，需要从道、智慧的角度去理解，应当避免因过度强调术而导致从“道”走向“术”。从总体上看，工夫侧重于有意为之、勉力而行，这与不思不勉、自然中道的道德境界有所不同。人在社会中的创造活动，具体表现为一个工夫的展开过程。人以工夫为作用、做事的方式，同时也使工夫具有参与人的成就之意义。     

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变革世界与变革自己的过程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这里的"意义"是就广义而言,它既涉及对存在(包括人自身之"在")的理解,也以对世界的价值规定为内涵.以变革对象的历史过程以及本然对象与人化存在的历史分化为前提,人不仅化本然对象为人化实在,从而创造现实形态的意义世界并存在于其中,而且也一再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并指向内在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则相应地表现为现念形态(精神之境)与现实形态(人化实在)的统一.成己与成物的过程申所形成的知识与智慧,既内化为人性能力.又渗入于普遍的规范系统,后二者(人性能力与规范系统)又进一步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变革世界与成就自我的过程.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     

《庄子》哲学中的名与言

对名与言的考察,构成了《庄子》哲学的重要方面。以名实之辩为背景,名与言的考察既涉及语言形式与涵义的关系,也指向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与名实之辩相关的是言意之辩,后者所指向的,是言与意的关系。同时,对《庄子》而言,名言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对存在的“分”和“别”,“道”作为存在的普遍原理,则以“齐”与“通”为内在品格,后者使道与名言呈现内在的距离和张力。“道”能否以名言来把握?是否存在非一般名言的把握方式?以上述问题为对象,《庄子》进一步展开了道与言之辩。对名与实、言与意、道与言等关系的辨析,既展示了《庄子》的多重理论视域,又表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     

张载与理学

在天道之域,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由此解释对象世界的现实形态(实然);在人道之域,张载则突出了伦理之序、价值理想以及社会责任(当然)。通过对以上二者的沟通,张载既肯定了天道与人道的关联,又确认了当然与实然的统一。以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预设为前提,张载展示了人的感性规定与理性本质相关而又相分的关系;由赋予德性之知以二重内涵,张载则进一步预示了理学发展的不同路向。以上的理论进路,使张载的哲学系统在实质的意义上构成了理学的开端。     

李觏的“礼顺人情”论——兼与胡瑗反人情论的比较

李觏与胡瑗是北宋同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但二人就“礼与情”即礼义与利欲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具体表现在情之善恶、礼与情之关系以及礼义与利欲之关系等方面，他们对后世儒学的影响也有极大不同。究其实质，仍然是主内与主外之争。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试论先秦儒家的礼乐观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如从孔子、子思到孟子、荀子等都十分重视礼乐 ,故“礼”、“乐”并称。在先秦儒家诸子看来 ,“礼”既是社会人“视、听、言、动”即社会行为的规范 ,又是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理想社会制度的工具 ;“乐”的功能则是“治心者也” ,即陶冶性情 ,导人向善 ,使人志清德洁、道德高尚。所以 ,“礼”与“乐”的关系是外在规范与内心化导相结合以达到“仁政”目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可见“乐”在儒家理论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美学观而言 ,先秦儒家诸子认为礼乐的本质是“中和” ,礼乐之美以适中和谐为最高境界 ,所谓“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则进一步使“中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论孔子的孝道思想及其转化和发展

孔子对孝作了两个方面的解读:一是以礼解孝,一是以仁解孝。孔子前期主要继承三代之礼,主张以礼解孝,由于礼体现为制度性规范,以礼解孝,则孝极易沦为外在形式,因此孔子后期则着眼于以内在仁爱之情解孝,为孝礼奠定了深厚和坚实的伦理情感基础。以仁解孝,更能够反映和契合孔子原创性的仁的思想。他引仁入礼,以仁释礼,以仁解孝,孝道思想实现了从外在向内在的转变,其内涵较以往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孔子对孝道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孔子同时又兼顾两者,并不偏废,只是有所侧重。以礼解孝和以仁解孝既各自独立又融为一体,成为孝道思想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