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新诗传播媒介与建构

白话新诗是在现代传播语境中逐渐确立其合法性地位的。无论是新诗的创作实践还是诗学建构，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传播的历史印记。新诗的最初尝试与传播同步发生，新诗人的出现、诗歌流派的生成、诗体建构等均与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相关。那些或者传统封闭、或者现代开放、或者呈现为特定的有限空间、或者呈现为社会环境式的无形空间的各类传播媒介，与新诗传播的主体受体一道，共同承担着新诗建构的使命，共同参与新诗的历史发展。~伙现代传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的媒介的一墓产生并不是直接取代旧的媒介，不是与旧的传产本丫未丫叭卜、尸播方…     

节奏：新诗的形式之美——《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评议

节奏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质性诗学元素。王雪松教授的专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经由概念论、历史论和比较论三条路径全面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机制、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该论著在概念上扩大了新诗节奏的外延并适当调整了节奏理论系统的内部结构,使之适应多变的新诗文本现象;从语言本质、传播接受和传统影响三个方面描述了新诗节奏形态与功能的现代性特征;通过新诗史上几种代表性节奏观的梳理,打开了新诗发展不同阶段的节奏美学空间。王雪松的研究尝试建构一个新诗节奏理论体系和阐释平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近年来新诗本体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唐湜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唐湜的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把握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超越建构与解构——“文学语境批评”中的辩证主体

文学语境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它指涉着一种围绕文学作品的周边场域,在场域之中文学创作、文学阐释和文学文化等融为一体。文学语境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之中呈现出建构与解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其一是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是以作家和接受者为主要理论维度的文学语境,像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和巴赫金的“对话”语境;其二是解构性的文学语境,体现于无主体的无边语境,像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德里达和卡勒的无边解构性文学语境。解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主体早已被解构得无影无踪,而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不仅没有抹去语境的主体维度,反而在理论中明显地将主体凸显出来。但是,建构性文学语境和解构性文学语境同时具有无边界性,这种困境可以从维索尔伦的“语境永久协商性”理论、二律背反思维和“语言与文本”差别性分析三个方面得到解决。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本土化位移: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诗学命名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周作人"象征即兴"的观点旨在为初期白话新诗寻找一条发展新路,梁宗岱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合理误读"则蕴涵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基本质素和理论构架,而穆木天从尊奉象征主义到否定象征主义,把诗歌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带入诗学建构领域。由此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接受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视野都参与着理论传播图景的再建构。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传播接受与中国新诗史重构论

百年新诗创作史与百年新诗传播接受史始终缠绕在一起,这是新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说没有新诗的传播接受,就不可能有新诗创作的不断突围与发展。但是既有的文学史、新诗史著作所建构的新诗史,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包括新诗传播接受内容。基于这一状况,以传播接受为视角,重构新诗历史,或能尽可能地还原新诗史的真实地貌,揭示其内在生态特征与动力机制。重构将以新诗创作发展史为基点、主轴与目的诉求,以传播接受事实为视野与依据,透视、解读创作演变史,传播接受构成创作演变史的有机部分,使新诗史不只是创作事实的呈现史,而是一部从传播接受维度揭示新诗之中国诗意、诗性的生成演变史,一部敞开新诗现代性书写、传播与意义增值的新诗史。     

唐湜诗论：“九叶”派诗学理论基石

唐湜的诗论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诗歌批评理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贡献。他的诗论力求解决中国新诗理论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矛盾,力求平衡,以实现新诗发展的多向"合流":唐湜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追求完美的个性诗艺表现;他主张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无痕融合,真正实现在新诗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失传统诗学的精华,也能适时吸纳西方现代诗学的最新成果。     

诗学方法论与中国诗学现代形态的生成

中国诗学建构方法论是指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主体所采纳的一种协调中西文化要素及理论内部构件的一整套方式与法则.在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形成的方法论包括以西释中、移花接木、镜像互观、摹西制中、西体中用和以中化西,而收获了悲剧诗学、意象诗学、节奏诗学、人格诗学、情本体诗学以及兴辞诗学.方法论蕴涵着学术伦理,体现出建构意识,同时与中国古典文化精神有着隐秘的关联,支配着对西方文化的取舍立场.     

中国新诗的知性传统与视听传播

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知性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的知性新诗借助"现代解诗学"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传播劣势.视觉文化时代,中国新诗试图通过与影视媒介的联姻突出重围.与易懂易诵、轻快明朗的抒情诗相比,知性新诗在视听传播的范式转型中更易受到忽视和遮蔽.这与它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定位和评价形成鲜明反差.知性新诗的视听传播应当成为诗学界和电视文艺界关注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中国现代“生命-生态主义文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鉴于生命诗学与生态批评具有本质性的内在关联,我们确立起"生命-生态主义文论"这一论述框架;在此架构中,对中国现代生命诗学与生态批评的演进历程进行描述与阐释,我们发现:如何在接受域外文论影响的同时,对其加以规训,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文论新话语的知识与思想资源,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及文艺学学科所面临的现实与挑战;我们还发现:与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其他亚传统一样,"生命-生态主义文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域外文论本土化"的几个普遍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融突和合"这一转化机制:从对域外文论的介绍、翻译、阐释,到批评实践与理论创造的过程,正是消弭中外文论冲突、融合创新的过程。     

论《三叶集》《女神》对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

《三叶集》蕴含丰富的诗学信息。郭沫若等在《三叶集》中有关"人格忏悔"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场",一个反思性"内面"得以登场。在诗学意义上,这标示着现代抒情主体的裂变与生成。《三叶集》建构的诗学观念在诗集《女神》中得到具体显现,二者构成互文性文本。《女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以抒情为本,确立了抒情的诗学本体地位。《三叶集》与《女神》共同推进了抒情主义诗学的建构,在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     

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

认同危机是百年汉语新诗面临的核心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语新诗自身的问题。汉语新诗没有从根本上从现代汉语的语境出发来建构文体内涵。从肇始期就固执地坚持模仿域外诗歌,放弃了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建构。过于注重诗学理论体系的营造,相对忽视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理论与文本的本末倒置的扭曲现象。正是这些违背诗歌基本发展规律的做法,引致了汉语新诗的百年迷途。     

城市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诗

在近百年的发展中,新诗与城市文化形态之间表现出一种"对话"的特征。诗人从城市中汲取创作素材和情感经验,受其影响形成构建诗歌文本的价值尺度,特别是在诗学主题、抒情策略、情感旨向上体现尤甚。同时,城市文化形态对新诗的审美建构也产生强劲的作用力,并通过与城市物质文明相关的意象谱系、与城市生活节奏同步的诗歌语感、空间化的诗行结构布局等要素,为新诗发展提供了簇新的审美经验与艺术启迪。通过城市抒写的承续与变异,城与诗之间达成互相塑造、互相影响的共生关系。     

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全球语境跨文化传播视角的分析

跨文化传播在全球文化差异普遍存在的现实基础上意义重大，尤其是跨文化传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助力。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并存，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建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具有物质性特征，跨文化传播就是实现文化物的功能性需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全球语境和理论认识的高度，超越“主体—他者”二元对立的跨文化传播结构，实现文明对话沟通效果的最大化，回归真正集体认同和价值归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对话体系。超越文化差异的跨文化传播是文明对话转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决条件，其关键是超越文化自我和建构文化认同，实现全球语境下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     

徘徊与眺望--50至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新诗发展状况及诗人转型择要

从现代性新诗的历史性情境入手,分析新诗创作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极为相似的社会心理背景.现代主义成为新诗写作的时髦样式,在与本土诗人群及其创作观发生分歧的同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还从地缘角度,即岛国混杂性文化的角度揭示台湾新诗创作显示出的本土方面的现代性,进而探讨目前诗学研究存在的理论空隙.肯定台湾现代主义新诗有其独到敏锐眼光的同时,借助张默的理论揭示其中存在的疏漏之处.结合台湾本土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个案说明现代新诗对台湾诗人的冲击.最后,提出小说和诗共同开发认识世界的观点.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是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新诗批评多为新诗人所为,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新诗,分析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其新诗观念。百年后重新研读这些新诗批评文章,不难发现其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新诗概念阐释上的矛盾、新诗创作法则与具体写作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与新诗发生期的历史语境、新诗发展状况、诗评者身份及其进化论思维等相关,是中国诗歌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新诗发生期现代诗学建构的真实情景,而且作为新诗史源头性现象特征,对后来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