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问题与主义”刍议

胡适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过突出贡献。“五四”运动以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此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开始逐渐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胡适接连就西方的“主义”与中国的“问题”,写了三篇文章,表明自己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兴起的新思潮的不同看法。文章写于“五四”运动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良莠难分。这时期的胡适,一方面还是一个抱着救国救民愿望的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斗士;另一方面他思想上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崇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处在逐步向资产阶级右翼转化的过程中。因此,“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东北师范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及其经验教训”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是由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年度申请并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在该课题组负责人、首席专家韩秋红教授的带领下,展开了积极的研究。自立项以来,课题组多次对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知名学者进行深度访谈,多次进行理论研讨,逐渐形成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进程“三阶段”的基本理论：即从西方哲学初入中国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为重视知识性介绍、历史性梳理的方式,注重对西方哲学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学派、标志性事件和思想进行一种直观朴实的描述和线性分解的“传统知识型”;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为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与中国文化进行相互比照的意义上,不断理解两种文化各自的优长,实现取长补短,相互融通,共同推进的“文化比较型”;21世纪初至今的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强调读者在解读西方思想史过程中的当下需求和当下意义,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时代精神、民族特质、生活世界的当下问题去解读西方哲学的可参照价值与意义而更为突出的体现为“当代解释型”。     

“五四”和2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小说

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也就是它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很快得到中国作家的认同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流。与此同时 ,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时期也受到中国新文学的特殊重视 ,出现了现代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应该指出的是 ,在“五四”时期并没有现代主义这一称谓 ,因为即使在西方 ,也是在 2 0年代以后才用现代主义一词来指称从 19世纪末开始兴起、 2 0世纪走向繁华、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相抗衡的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当时的中国作家大多采用了从日本文艺理论家那里…     

从马克思哲学革命反思当代金融危机

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西方哲学思想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其扎根的土壤,也是中国历史上实践意识的选择。而今,西方社会面l描金融危机,而中国正别无选择地加入世界资本运动的现代化过程,这一现实更需要我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理论的“自觉”。文章以此为契机,分别从马克思哲学革命展开的基本问题域、根本问题及其真正性质与意义反思并解读当代金融危机的根源、实质与根本解决道路,以期为从根本上认清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依附理论”再认识及其启示意义

“依附理论”产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探索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之下,该理论的兴起表面上是为了应对以普拉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主义”在拉美的实践危机,实质上则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抗争。它在理论渊源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和几乎同时代相对式微的“发展主义”;运用“中心－外围”分析框架剖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的原因以及如何“走出依附”;抨击了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仍被国际上公认为一种独树一帜的学说。这一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国情来探讨现代化的理论,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诸多启示。     

中国接受进化论思潮的“向内转”

进化观念自西方引入以来,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思想史上的多次理论论争与新的学术命题的产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之相关联。经过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观之后,近现代中国对进化论的接受逐渐出现了由注重生存竞争到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创造的“向内转”倾向。这一转向是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创造性转化外来思想的结果,也是中国思想话语自主创新的范例。《东方杂志》《民铎》持续发表多篇翻译、介绍乃至研究进化观念的文章,对深入了解其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青年宗白华是这一时期柏格森生命进化思想的直接接受者,他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五四”前后对柏格森“向内转”的进化观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思想结晶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围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对推动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讨论过程中对科学的反思、对柏格森生命进化的借鉴无疑强化了进化观接受的“向内转”,促进了“人的解放”现代思想潮流的发展。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接受进化观念的中国背景与中国立场,同时对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洪晓楠一百余年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这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     

中西哲学如何对话与融通--张志伟教授访谈录

迄今,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程已逾百年,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近几年来,在全球化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哲学工作者又一次不约而同把目光聚焦在这个问题域上,显然,这与对近一个世纪来西方哲学出现的危机和中国哲学现代化发展之路崎岖坎坷的反思有关。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哲学界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迫切需要通过中西哲学的对话以及现代与传统中国思想之间的融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问题在于如何对话,怎样融通?这恐怕是值得哲学工作者认真思考的课题。这个问题也理应作为哲学问题访谈的重要内容。张志伟教授是德国哲学研究领域中颇有建树的学者,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中西方哲学比较的论文,比如“希腊思想的起源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知其白,守其黑——海德格尔关于真与非真的思想一解”、“白天看星星——海德格尔对老庄的读解”、“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与对话: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海德格尔与老庄”、“全球化、后现代与哲学的文化多元性——简论中国哲学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哲学:问题与对话”、“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对黄玉顺<生活儒学>的批评”等论文对中西哲学比较以及中国哲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思路。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重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方面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求我们,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以中国问题、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重构。其一,中国同时遭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曾遭遇过以及现在正在遭遇的社会问题,因而直面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需要以中国问题重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到了具有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这一理论资源的限制,中国哲学则构成一种处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外的思想传统,以中国思想重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为促进解决人类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其三,在资本逻辑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联合面前,国外马克思主义无法给出真正解决资本逻辑问题的现实方案,中国则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以中国制度重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将开显以中国制度规范、引导资本,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可能性。     

思想表达中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三跃迁”

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从“西学东渐”向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由“哲学史就是哲学”向“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再向“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三种理论形态的跃迁.按照这种跃迁方式的理解即是将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加诸动态的分析,突出强调认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立足点,即以事实的梳理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发展的内在根源;清晰地把握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合理逻辑机理;推动西方哲学在中国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资本论》对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

<正>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产生是基于下述原因: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从而带来了种种“文明的恶果”,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孙中山为了解决这些摆在面前的社会难题,便产生了“节制资本”的思想。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够全面,因为它仅仅强调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而忽视了孙中山这一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同时也没说清孙中山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从而难以把握孙中山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不仅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而且有其一定的思想渊     

“西政”与“中学”:西方政治学“影像”在中国的形成

19世纪末开始,“西政东渐”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寻求富强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西方政治之学”的明确概念。然而,所谓“西方政治之学”的概念在当时的西方并不存在。国人的观念乃是某种建基于自身认识条件的想象图景。本文即着眼于讨论这一“影像”在中文语境中的建立过程及其具体内容,试图从描述“西方政治之学”在汉语中寻求相应表达的经历入手,探讨其在中文语境中的基本内容;同时也考察其在知识分类上与本土资源的遭遇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因素,并尝试揭示中国立足本土认知“西方政治之学”的背景和前提。     

用哲学论述中国文化经验——以“器”、“惑”两范畴为例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人类理解论”研究》读后

邹化政同志所著《人类理解论研究》,是近年西方哲学史界一项可喜的成果。本书气势磅礴,陈言务去。从17世纪经验论的巨子一家之言,而宏观纵览西方两千余年哲学思想的变嬗,所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作者又皆发挥自己独具的见解。这都应该说是富有特色的。十年动乱之后,我国思想界呈空前繁荣的状况,即以西方哲学或科学思想而论,名著译本的问世,千百倍于前。中、青年学者锐意探索求新,介绍、品评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使     

“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

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变迁的过程。“西化主义”是指非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心理、器物和制度层面都无条件地全盘仿效或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从本世纪６０年代起,“西化主义”概念曾一度被弃置不用。但在最近几年,这一思想又重新抬头,出现了回春景象。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西化主义”,又成为广大非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作为作者《理论与经验：历史视野中的改革与现代化研究》一书的阶段性成果,对“西化主义”思想产生的渊源、演变的轨迹及其主要表现形式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用大量有力的史实说明：“西化主义”是刻意照搬的“拿来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是非此即彼的二维逻辑推断,是现代化的误区;对非西方社会而言,其唯一明智的选择是：从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实际出发,以自身的文化作为内在驱动力,对欧美富有创见的制度与方法进行多元选择和理性借鉴     

关于“和而不同”的思考

和,即协调、和谐,本文题中“和而不同”之“和”就取此义,即我们要谈的是和谐问题。就近代以来西方已经有过诸多关于和谐的理论,其中经济理论、政治理论上的居多,我们要谈清楚和谐问题离不开对这些理论的理解,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只想从哲学的视角去探究一下中西方哲学传统中对于和谐的理解,(并侧重于西方哲学和谐问题的探讨)以找到和谐问题最本源的根基,并对中西哲学中关于和谐的理解试作一个基本的比较,以期明示二者在核心问题、追求途径等方面的不同。篇幅、水平有限,必有不足之处,求教于方家。一、西方哲学中“和谐”问题的发展演变(一…     

我们还可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西方哲学史

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史?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理解西方哲学史?这是西方哲学史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西方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把握自身、理解自身,对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基本逻辑作出总结和揭示的历史。对于这样一部思想性的历史应该用思想性的研究范式把握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将西方哲学的发展逻辑概括为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以期沿着西方哲学史自身的发展逻辑重新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把西方哲学史丰富的思想内容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