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述论

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深刻且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宗旨、阶级政策以及文化基础等方面的教育，有效提高了根据地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政治能力以及文化水平，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时期形成的以制度为保障、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以“关键少数”为主要推动力的教育方式，为革命年代党的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地方政权中的党团制度、“三三制”与党政关系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权建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实行“三三制”。在根据地政权的选举和运作过程中,“三三制”与党团制度相辅相成。党团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系统和群众团体中设立的机关。以各级党委为核心,以各级政府党团为基础,辅以政府党支部和党团成员的活动,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一套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党团运作制度。党团一身二任,既要确保集中,又要兼顾民主：一方面要服从党委决定,贯彻党的政策;另一方面要推动“三三制”政府建设,扩大政治参与。相较于同政府的关系,党团与党委的关系更为根本,这表现在党对根据地政权的全面领导上。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设计、推动、调整党团制度与“三三制”,以塑造正确的根据地党政关系。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经政策及基本经验

抗战时期 ,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财经政策的产生、制定 ,是随着抗日战争之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而不断发展完善的 ;根据地在“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发展经济 ,保证供给”的战时经济总政策的指导下 ,适时制定了各项财政经济政策 ,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根据地财政经济体制 ,在落后的农村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 ,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同时 ,根据地培养了一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财经工作队伍 ,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实践 ,也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后全国范围内的财政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     

乡村生活现代化：城乡融合视角下的消费空间变迁

消费空间的演变构成了乡村居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21世纪以来，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中国乡村的消费空间呈现出村庄内的聚集与村庄外的辐射两个相反的变化趋势。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日益向村庄之内聚集：村庄内的消费结构已经由集市为主，演变为坐商为主、集市为辅；另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亦向村庄外辐射：县城已构成乡村居民消费的日常空间，同时电商成为乡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中国乡村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村-镇-县”三级消费空间体系，形成“日常消费在村庄、高级消费在县城、便利消费在线上”的新型消费空间结构。乡村消费空间的变迁，深刻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乡村生活现代化，表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与全国推广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乡村文治、德治、礼治、自治的集中展现，具有客观存在与现实推广的合理性。其丰富内涵构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验系统：乡贤文化认同与现代乡贤培育使得乡贤参与治村成为可能，乡贤的充分参与初步实现了村庄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治理，“X+乡贤”多重运行机制下现代化村治格局得以初步建构。三者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亦即参与前提、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乡贤治村的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结晶与创新，是历史传承、时代需求、村治优化三重逻辑共促下的一种必然。它在全国的推广、再发展、再创新，顺应了村庄善治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村庄治理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北碚抗战文化资源与“文化北碚”战略

抗战时期作为迁建区的北碚文化圈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典型的文化个案。本文梳理了北碚文化圈的形成和北碚抗战文化的历史内涵 ,并试图从保护与开发北碚抗战文化资源的角度 ,对打造“文化北碚”的北碚发展战略提出一些有益的思考。     

思维转向、组织建设和项目下乡:分裂型村庄的善治路径研究——以豫北L村为例

在国家项目下乡背景下,分裂型村庄如何避免派系恶性竞争,趟出一条从组织村民开始的有效治理路径?以豫北L村为例的相关研究发现:自上而下地“赋智”于村党支部,构建了超越村庄派系政治并发挥既有资源优势的治理思维;村党支部以组建“铁姑娘队”为抓手,对村庄妇女进行“赋权”“赋能”,使其在环境治理等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了内生的治理效用;以农村妇女自组织建设链接村庄有效形成从省妇联项目下乡开始的体制内项目信任连带效应,为村庄探索出一条从软性公共服务项目到硬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再到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善治轨道。     

中国局部抗战的成因及其伟大意义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继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这场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艰难历程。从 1 93 1年“九·一八”事变 ,到 1 93 7年卢沟桥抗战前夜 ,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个阶段 ,即局部抗战阶段 ,它在长达 1 4年的抗日战争中占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是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史学界长期以来受八年抗战传统观点的影响 ,对局部抗战作为抗日战争第一阶段以及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应有的地位 ,缺乏深入和全面研究。本文从局部抗战形成的原因以及局部抗战的伟大意义入手 ,把局部抗战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来研究     

抗战时期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蒋百里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1935年日军在华北挑起事端,扩大侵略,蒋百里奉命考察华北数省,主张军事外交一元化,以应对日本的挑战。之后蒋百里两次赴欧访问,考察国防总动员,拉拢德意,增强中国的国防实力。期间,蒋百里将其外交活动和军事理论结合在一起,从军事、外交、经济三者来分析中日战争,形成了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抗战”“抗战必胜”论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其论断“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而且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纺织工业强化国家资本政策的评析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仍然“以政府全力发展国家资本”为基本国策 ,并借接收敌伪产业为契机 ,使国家资本在金融、贸易、交通运输、工矿、商业等各个领域中迅速膨胀起来 ,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庞大阵容 ,其间 ,以国家资本对轻工业领域的渗透 ,表明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政策的全面展开 ,特别是通过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 ,国民政府对纺织业的直接控制 ,成为战后国家资本政策急剧扩张的典型事例。一作为既定方针 ,国家资本政策早在国民政府初建时 ,既以孙中山“节制资本”的理论为依据初步形成 ;抗战时期 ,又以全面抗日的需…     

别样的“成长”——解读孙犁抗战小说的一种角度

孙犁的抗战小说由于描写了根据地人民在抗战中的成长历程可以被归入广义的“成长小说”,然而,在这种集体性叙事中却潜藏着更多的个人的声音。由于两种声音的矛盾冲突,孙犁的作品在主流文学中呈现一种边缘景象。当年对于他作品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让今天的我们真切感受到意识形态力量对于文学的介入。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试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特征

由于“东满”地区具有地理环境、人文社会因素、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得这一时期“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呈现出与其它地区抗日战争不同的特点,即抗日斗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朝鲜族为主的民族联合抗日、根据地创建中显现出的政权建设特点.因此,从这一特点探讨“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特点,可以对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战争、全国全民抗战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     

国民参政会性质之辨

对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建立重要政治机构国民参政会的性质 ,学界目前主要有“咨询机关”和“民意机关”两种看法。本文按照有关史料和学理对其进行了分析研究 ,认为两种定性都欠准确全面。在此基础上 ,提出并论证了参政会的“咨议机关”的性质 ,指出这一性质是抗战团结和回归宪政等合力作用下向现代议会的转型过渡     

华中抗日根据地盐业述略

盐业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十分重视其产、运、销、缉、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盐务管理机构是随着各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和发展而建立和完善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促进盐业生产发展。为了确保根据地的食盐供应和盐税收入,并用过剩食盐统一换回根据地重要军需民用物资,各抗日民主政府非常重视食盐运销工作,对食盐实行全面统制管理。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盐税的税制和税率有所差异。华中抗日根据地高度重视食盐缉私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食盐缉私举措,严厉打击食盐走私活动。     

“新人”的诞生：论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具有权威的指导性。但延安文学范式并非仅止于文学形式建构,它实际上是中共抗战建国战略的一部分,是应时应地的中共“延安道路”形成的具体策略的体现。延安文学范式的完成,是多元因素的合力。延安根据地树立的模范人物与英雄人物,是延安文学范式中“新人”的现实来源。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是讲话精神与延安社会现实政治的积极互动：一方面“讲话”与整风确立了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客观现实倒逼着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过程。延安作家力图实践“工农兵文学”的方向,从模范人物到新人形象,呈现出从制度创造到文学反映的完成过程。延安社会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完成了从政治实践到象征生产的过程。     

中国农村发展的前景与村庄建设的意义——县乡村体制设计的远虑

本文认为 ,中国农村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 ,区域非均衡的状况将更加严重 ,发达地区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为现代的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县乡村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中西部农村则因为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 ,需要国家重视为农民生产、生活、娱乐提供三位一体场所的村庄的建设。文章认为 ,国家今后的发展战略应是“实村弱乡” ,“实村弱乡”成为县乡村体制设计的基本前提。     

中共抗战文艺政策的务实与前瞻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党从全面抗战的现实需求、形势变化与发展趋势出发,不断调整文艺政策,由对“抗战建国”的认同与独到阐释,到举起新民主主义旗帜,再具体到工农兵方向的倡导与实践,表现出浓郁的务实色彩与高远的前瞻眼光。中共文艺政策有效地应合了时代的召唤,引导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及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出生机勃勃的人民文艺,推动并见证了从民族解放到社会解放的历史进程,至今仍有取之不尽的历史价值。     

内外有别：风险社会背景下村庄疫情防控逻辑——基于西部Y村的分析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村庄带来了一场严峻考验。作为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村庄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及反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有效性仍受质疑,具有“严防死守”与“意识淡薄”两副面孔。本文通过西部Y村的研究发现,村庄在疫情防控中遵循“内外有别”的逻辑,对外采取各种硬核的措施与规则,而对内维系传统的人情与面子。之所以采取差别化的应对方式,是村民基于“自己人”安全与“外人”危险的判断。疫情之下,“风险”成为影响内外之分的关键因素,个体社会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结构。在风险社会,尤其当重大疫情来临时,面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与衍生性,“内外有别”不仅是简单的伦理与规则,更是一种弹性的自我保护机制。     

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论争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几乎在每一次重大文艺论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战时期,随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许多作家竞相采用民间形式宣传抗战,各地涌现出大量“旧瓶装新酒”的作品。在理论上,文艺界人士重提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倡导文艺大众化,绝不能回避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形式的利用,也就脱离不了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特质的认识。因而,文艺界人士就“旧形式的利用”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文艺大众化的高潮。旧形式的利用,表面上是宣传抗战的应急手段,但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了文艺自身的内在要求—文艺的“民族化”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