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牛”的身份困境：老舍与现代中国的“职业作家”难题

牛马自喻作为贯穿老舍作家生涯的事件与意义的统一体,在老舍的文学话语系统中不仅具有回答作家在官员、教员等职业演进关系中的意义所在,更有着回答生存需求解决与作家职业价值形成的思想蕴含。山东时期的老舍身处不能自主的商业兼职写作环境,兼职作家于老舍而言是与牲畜拉车等同的劳力工作,通过将劳苦身体经验转化为“风格即人”或“风格即驴”的“幽默”文学态度,以动物性自嘲人性成为老舍此时的职业适应策略。抗战时期拒绝教书从政的老舍试图依托“文协”建立社会层面的战时作家职业伦理,但抗战初期的文化应激性与抗战的持久性使老舍陷入了职业伦理绝境,“牛”的生存面目成为老舍的职业生命诉求的表征。老舍之为“文牛”的职业作家志趣,显示出现代中国职业作家的主体性内涵及其限度,厘清这一问题对于重新认识新文学职业作家之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身份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京味”老舍

老舍的重要价值 ,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文化批判及国民性问题的执着关注。而老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其切入点和出发点正是“京味”浓厚的老北京文化。浓染平民色彩的“京味” ,通过幽默对市态的生动而完整的展示 ,作品中特有的“京味”语言 ,以及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众多北京市民阶层中富有典型性的人物 ,构成了老舍作品的鲜明特色 ,折射出“京味”文化对其文学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及他主动从其中汲取创作养分的创作意图。“京味”文化与老舍之间存在着一种值得深入探究的互动关系     

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40年代初,陈铨在重庆发表一系列文章,创办《民族文学》杂志,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陈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与1930年代国民党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着实质的区别。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李丽情之德行与理之德性是中西方文化德性体系的特点，情与理既是中西方文化人性设计的基础，也是贯穿中西文化发展的主线。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所谓德性，既是主体的善的状态，又是道德的主体形态。德...     

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达观“接引”汤显祖的一段公案刍议

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以情抗理即宋明理学之“理” ,本文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汤翁《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是针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而写的。达观的“理有”、“理无”之“理”即“真心一元论”。汤翁是明确反对“真心一元论”的 ,并非仅仅用“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含糊过去     

论老舍对通俗文艺的两次选择

抗战初期和1949年回国之初,老舍先后两次选择了通俗文艺。这两次选择都是文学场塑造的结果,其中的差异还是明显的。在抗战初期,老舍自觉地选择以笔为枪,重视通俗文艺的宣传效果,从事通俗文艺实践。但在1941年,老舍对通俗文艺实践做出了清醒的反思,明确宣示不再从事通俗文艺的写作。这一反思是老舍习性的自然外化。1949年老舍回国之后,很快接受了新中国文学场的安排,重新从事通俗文艺的写作与组织工作。他的这一次选择与当时新中国文学场正在建立的一体化权力结构密切相关,显示出他在高度规范化的文学场域中的现实策略。     

影史启示录——“歌颂”与“暴露”溯源

“歌颂与暴露”是中国文艺史上的老大难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查一查这两派的“谱系”,理一理两派的兴衰史。在健忘症流行、举世“向钱看”的时代,这种“向后看”的努力或许有助于我们真正的“与时俱进”。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试论抗战时期老舍的通俗文艺观

抗战时期,本着文艺为抗战服务的观点,老舍改变个人的创作意向,选择通俗文艺作为抗战的工具和武器。本文主要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旧瓶装新酒”、“文字俗,意思也要俗”以及通俗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区别等方面试论老舍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观。     

“艺术属于人民”：列宁关于人民性文艺的探索及现实启示

区别于以往统治阶级文艺的少数精英立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然而,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人民性文艺？列宁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他致力于使人民摆脱“文化贫困”,培育人民性文艺的社会精神土壤;明确了人民性文艺的内在要求,坚持文艺创新来源于人民、文艺发展依靠人民、文艺成果服务于人民;强调文艺的“党性原则”,反对文化领域的虚无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坚持人民性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列宁的探索为我们在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启示：一是促进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为国家和民族立魂;三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

“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理”逻辑上先在 ,且构成万物存在的根据 ,“理一分殊”体现为本体与现象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道德理性即是“应当” ,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律令 ,具有超越性神圣性。“格物致知”作为人格陶铸的内在要求 ,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不断进步的必要过程 ,最终指向人性的完满。     

近代中国“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考释

“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话语酝酿于清末，诞生于民初。此话语最早依托的成型故事之主人公多为归国留学生，却并无具体所本的人物“原型”。故事主体部分由清朝文人石成金所编《传家宝》中一则关于“北京的月亮比外地圆”的笑话加工改编而来。作为一种批判盲目崇洋媚外者的经典讽刺话语，其兴起与民初不满“西化”、强调“国性”的反思性思潮和中国留学生社会形象的变迁密切相关。在日本侵华加剧、“本位文化”运动开展和民族复兴思潮高涨时期，其得以广为流传，约在抗战胜利后达到高潮并延续至今。在近代中国总体落后于欧美日本的现实背景下，该话语常被用来提倡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批判盲目崇洋心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所反映与讽刺的那种非理性文化心态之内涵典型而复杂，成为“全盘西化”论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后者又反过来构成强化这一心理的理论导引和思想武器。该话语的实践呈多维化特点，具有丰富的自我阐释内容，有时也会被笼统、武断使用，成为文化保守者反对改革的工具。今天，它仍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价值。     

四川省抗战文艺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四川省抗战文艺学术讨论会于1982年12月7日至12日在成都召开。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学会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了这次讨论会。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文艺究竟应当如何估价,是这次讨论的重点。与会同志普遍认为,国统区抗战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民主的文艺,是“五四”新文艺的继承和发展,是世界反法西斯文艺的一翼,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贡献。此外,大家还就党对抗战文艺的领     

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刊载了拙文《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郭世佑先生撰文《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与郑文“商榷”。拜读之下,颇受教益。但对郭文提出的“疑惑和混乱”有必要作出答复。愚以为,郭文对郑文所说的“情”和“理”没有正确理解,是他产生“疑惑和混乱”的根本所在。郭文说:在郑先生看来,所谓“情”是客观的,“理”却不全是客观的(如“理想”之     

老舍话剧的文化学透视

对老舍剧作的文化学意义的考察较为薄弱。在老舍的抗战剧作中 ,政治与文化相沟连 ,把笔触探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把民族痼疾放到抗日战争这个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加以暴露 ,大大增强了批判的深度和力度。老舍解放后的大部分剧作 ,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去思考 ,文化意识相对薄弱。《茶馆》实现了政治意识与文化意识水乳交融的溶合 ,它把“埋葬三个旧时代”的政治主题同“改造国民性”的文化主题交织在短短的三幕戏里 ,体现了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完美结合     

批判霍松林先生“文艺学概论”中超阶级的“人性論”

阶級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論的基础和核心。現代修正主义者搬出了虛伪透頂的“人性論”反对文艺上的阶級論,企圖从根本上挖掉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論的牆脚。他們鼓吹抽象的“人性”“人类共性”,把实际上是腐朽的資产阶級人性說成是一切文艺的“基础”,从而达到为資产阶級复辟开闢道路的目的。霍松林先生在“文艺学概論”(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以下引該書文只註明頁数)中系統地宣揚了这种超阶級的“人性論”观点。     

抗战记忆场所融入高校“纲要”实践教学探讨——以湖南文理学院为例

抗战历史记忆场所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遗存的重要遗址、遗迹,包括相关文献资料、学者的重要著述以及散落在民间的抗战故事等。将抗战历史记忆场所融入高校"思政课""纲要"实践教学中,对于建构大学生与抗战历史记忆场所之间的情感关系与文化认同,强化"纲要"实践教学对抗战精神认知、认同和践行渠道,不断提升实践教学实效,培养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当代大学生青年人才,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理解荷尔德林:告别启蒙、哲学与“民族”

当法国大革命把启蒙的理性演变为暴力与血腥时,荷尔德林对理性的思考也日臻成熟.他不再崇尚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抽象的自由、人性等理念,而致力于通过艺术(诗歌)来实现的审美教育；他告别充满了概念辨析与圆滑世故的“哲学研究”,转向本真的诗性创造；他从希腊文化中寻觅完整的人性,以歌咏人性之神圣的祖国赞歌,实现对民族秉性的重塑与时代精神的超越.     

现代化语境中“文化自觉”的价值探讨

现代化的“同质性”使各种文化传统被突破、被重新评价、甚至被系统解构的同时,现代性思考也在不断唤起人们对“本土化”和“人性自觉”等方面的反思,进而表现为一种“文化自觉”。认知、理解和诠释本土文化,尊重和吸收他种文化的长处,找到自身文化存在的价值,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韩非“人法合一”理论范式的建构理路

韩非以“道理论”为哲学基础,以人性为现实依托建构其法治学说.他将“道”转成“理”,进而转变成现实中的“法”.循着即心言性的理路,以“计算之心”为依据塑造了一种“众人”的现实人性,预设了人与法的分裂形态；又以“虚静心”为依据,建构了一种符合“道理”的人性,并藉由“圣人”与“众人”的对立、不对等关系,使得法对众人的强制转变成众人所不知的“自身”的“道理”,从而构筑起“人法合一”的法治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