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制度运行现状与完善之策——以H省Y县为例

对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是农村低保运行的必要环节,它能有效瞄准救助对象,促进社会救助制度的公正、持续发展。文章根据对H省X市Y县的实地调查,描述农村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制度、机制的实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影响农村低保申请家庭核查工作开展的因素及开展核查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从而探讨了农村低保申请家庭核查制度的完善之策:将低保申请家庭核查制度建设纳入法治轨道;科学合理地制定农村低保标准和家庭收入核算指标体系;加大对农村低保核查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探索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介入机制;推动部门联动、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与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1997年创建以来,在改善居民生活、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维生型的低保制度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政策设计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合理、制度的功能异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和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要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创新社会救助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优化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概言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合,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以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符合福利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救助体系.     

中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演进及政策评估

本文回顾了中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演进路径,并简要评估了现有政策取得的成绩与问题,认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得重大成效,各级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且中央承担了较大支出责任;低保保障人数增多;低保标准和补差标准不断提高,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但也存在低保标准较低、各地制定低保标准时缺乏科学依据、低保标准缺乏规范的动态调整机制、对低收入群体的资格审查、收入核查缺乏完整系统的规定;相关部门责任边界不清晰等问题,影响了低保制度"保基本"功能的实现。     

河北省城市低保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

河北省城市低保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基金来源渠道单一,低保资金不足;低保边缘群体救助问题难以解决等.为解决以上问题,要健全低保工作机制,做到严格规范管理;拓宽多元筹资渠道,确定低保基金的稳定来源;完善就业和再就业措施,切实为低保群众排忧解难;加强对城市低保工作的监督.     

论循环经济法律调整机制

法律调整执制是从整体、动态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制度,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模式下,法律调整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循环经济是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保协调统一的“三赢”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循环经济法律调整机制有利于从动态的角度系统地把握和理解调整循环经济的各种法律手段,指导循环经济立法。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结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对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系统调整,综合运用行政强制、行政指导、经济刺激和公众参与等各种不同的法律手段,逐步形成规范而有序的法律调整机制。     

城市低保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在城市低保的执行过程中,"应保尽保"与"应退尽退"同等重要。然而,在低保退出机制中存在着被保人主动退保难、对被保者的经济收入动态情况缺乏有效监督、退出操作上随意性大等问题。并且,过低的低保金、传统政策准备不足、附带福利的低保对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抑制等制约低保户就业因素的存在,进一步影响了低保者的退出。针对上述问题,如何促使低保制度从生存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变、如何促进低保人员特别是低保人员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和再就业,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统一问题探讨——以消费支出比例法为例

对当前全国各地已经使用的低保标准计算方法及其调整机制进行归纳和总结发现,计算方法和调整机制不统一是低保标准地区差异过大的重要原因。消费支出比例法在低保标准统一问题上具有优势,并且消费支出替代率还为比较各地区低保标准的实际待遇水平提供了依据。对我国当前城市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的测算发现,36个中心城市近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地级市却呈上升趋势。相关分析证明,我国目前人均消费支出越高的城市其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越低,而人均消费支出越低的城市其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越高。这一规律对于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确定全国相对统一的低保标准有重要指导意义。     

城市低保基层实践问题刍议

制度的实践效果如何是能否实现制度预期目标的关键。近年来，城市低保制度在减缓改革冲击、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低保制度覆盖面和制度外延的不断扩大，其在基层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并影响着低保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功能发挥。文章以东北某资源枯竭型城市一个街道办事处下属的7个社区为例，着重分析了城市低保制度的基层实践偏差及其产生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城市低保基层实践问题的对策建议。     

对完善包头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系统思考

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转型,包头市的城市贫困问题正日益突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后,包头市在城市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包头市的城市低保制度在运行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确定保障标准、拓宽多元筹资渠道、严格规范管理制度、建立互补运作机制等一系列措施才能不断完善这一制度,提高反贫困的社会效果。     

农村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可获得性障碍分析

尽管农村残疾人是农村低保的重点保障对象,但他们获得低保的实际状况却不容乐观。对农村低保落实过程的制度设计和实际状况分析表明,制度设计缺陷、操作不规范、不正之风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都是妨碍残疾人获得低保的重要因素。地方各级政府应对生活难以自理的残疾人实行优惠政策,规范低保工作,严厉打击骗保行为,同时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真正使农村贫困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     

新疆产业结构变迁与恩格尔系数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造一个由消费结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第二产业结构和第三产业结构四个变量组成的VAR模型,对新疆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动态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设定的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预测方差分解和协整检验,发现新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会影响第二产业结构的转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一定影响。     

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与民主价值

城市基层民主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层,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结构为公民参与基层民主创新提供了制度平台,而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也推动着城市基层民主的实际运转,是现代民主在社区微观层面的实现。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利益与权利得到实现,理性协商的公民精神得以培育,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社区公民组织成长起来,民主不再抽象,不再陌生,而首先在社区范围内成为公民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建构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是一种场域与规则的统一体,也是实现公共空间这一功能的最小单位。除具有公共空间的一般特性外,还兼具结构松散与潜规则并行、市民和新市民社会整合的初级单位、文化内涵的符号统一等特点。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从单一走向多元,但其建设过程中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居民公共意识不够、空间建设特色不明显等诸多问题。需要把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成为人性化场所,把它当成一种可回收的资源．一种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途径。     

论城市法治化建设与民主参与

城市的法治化建设与民主参与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公民的民主参与,可以调动社会力量,提升法律的权威,监督权力的运行,从而加快城市法治化治理的进程。只有努力完善制度体系,拓展有序民主参与渠道,并使公民具备相应的参与理念和参与素质,才能持续推进城市法治化建设。     

One country,three populations: Trust in police among migrants,villagers, and urbanites in China

While 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the burgeoning of research on public assessments of the police in China, marginalized social groups have rarely been considered in this line of inquiry.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migrant workers, rural villagers, and urban dwellers, this study assesses whether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police are distinguishable along procedural-based trust and outcome-based trust and whether expressive concerns and instrumental concerns are predictive of trust in the police. Findings show that Chinese citizens tend to conflate procedural-based trust and outcome-based trust. Expressive concern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instrumental concerns, with such expressive variables as trust in neighborhood residents committee, perceived law and order, and quality of life influencing trust in the police. Public perceptions of police trustworthiness are also significantly linked to media influenc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小农的终结与居村市民的建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农民的一般进路

中国农民正徘徊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入口处,何去何从,存在诸多变数。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小农与市民是分野的,生活在农村的小农必须经过市民化改造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中国农民市民化有其特殊性,庞大的农村人口不能都涌入城市,采用就地市民化方式可能更切合实际、更卓有成效。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讨论小农前行的进路和归宿可以看出:时下中国小农正趋向终结,将分化为城市市民和居村市民,其中居村市民主要包括居住在农村城镇、集中社区的市民和市民化农民或职业农民。国家的市民化政策不仅要安排好农民工和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还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理念大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社会生活。     

协商:化解公共冲突的一种基本方式

协商对于化解公共冲突具有显著的意义,它不仅是民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还是化解公共冲突的有效手段,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不少公共管理者在观念上不想协商,在手段上不善于协商,也缺乏协商所需的必要的社会氛围,这给以协商化解公共冲突的方式造成很大阻碍。公共管理者应当树立协商是化解冲突首选、是必须的"规定动作"等观念,要尊重民众权利、习惯平起平坐,防止先"定调子"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