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选择与实施

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实现此目的,在当前的货币政策操作中,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是比较现实和可行的,当然,通货膨胀率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监测指标.     

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选择的实证性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逐渐实现了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并最终确立了以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相应地,确定合理的中间目标,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成为当前值得讨论的问题。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为我国理论界所普遍认同,但是以哪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文章应用协整方法验证了广义货币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合理性。     

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改进与评估

货币政策实施是否有效,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中介目标。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货币供应量指标由于缺乏对各层次货币资产流动性差异的考量,与实体经济指标的相关性不断减弱。基于消费理论,通过引入中国人民银行存贷款综合抽样利率,计量各层次货币资产流动性选择的机会成本,并借鉴Divisia指数构建方法,尝试编制中国Divisia货币供应量。评估结果显示:新的Divisia货币供应量对货币资产结构变动引起的流动性改变反应更加敏锐,且稳定性、可控性良好,可以作为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参考指标。     

不同货币政策框架下透明度实践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近年来,透明度已经成为货币政策主要的特征之一.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正在演变为一种国际趋势.文章根据Geraats(2009)测算的E-G透明度指数发现,不同货币政策框架的中央银行透明度都有显著的提升,但通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经历了最大范围的透明度,货币目标制和汇率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显示出了较小的透明度;货币政策框架是信息披露程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同时,文章根据分析结果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选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货币供应量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影响的时滞关系检验

货币政策是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主要手段。从理论上讲,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将引起消费价格的上涨。文章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研究物价稳定的代表指标,在总结各种测算时滞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我国三种不同口径的货币供应量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时滞关系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同时,测算出的时滞也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数据参考。     

货币稳定指数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性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货币稳定指数MSI,利用1993年1季度-2010年1季度数据和VAR、SSPACE、GRACH等检验方法实证得出:货币稳定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描述资产规模扩张情况下的币值稳定;MSI与货币政策目标—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双向显著均值溢出效应,与当前的币值稳定指标—通货膨胀率存在单向显著均值溢出效应;货币稳定指数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变量—短期利率、货币供给量增长率(m0、m1)与MSI之间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因此,更为精确地计算MSI各指标权重、并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美货币政策有效性比较及中介目标选择检验

文章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为出发点,将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分为不同阶段,对价格目标利率和数量目标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参数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对比,并借鉴Poole法则,对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中介目标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美国和中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即在货币供应量解释能力减弱的同时利率的作用逐渐增强,说明通过价格信号调节使货币政策变得更加有效,可以看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出现了从货币供应量向利率转移的可能.     

我国货币流动性失衡的原因探析

文章首先使用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采用货币过剩法度量了1994～2010年期间我国的货币流动性失衡状况,结论为:以广义货币过剩指标衡量的我国货币流动性呈现短缺与过剩交替的周期性波动状态.基于我国货币需求函数基本稳定的实证结论,我国的货币流动性失衡主要源于货币供给变化,最后结合1993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变化分析了货币流动性从过剩到短缺周期性变化的原因.     

我国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性的效应研究

文章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指示变量,利用基于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波分析就货币政策对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的区域影响效应进行初评研究的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对称性差异,货币政策对东部经济增长的效应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弱:货币供给对东、中、西部经就是增长的贡献率呈先增加后下降的变动趋势;货币供应量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     

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物价、产出之间关系的检验

货币供应量是否仍然适宜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要看其是否可控,也要看其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采用1994-2004年的季度数据,分别对货币供应量与物价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在增强,货币供给对产出和物价的影响有一两年时滞,近期内仍适合作为中介目标,但政策操作需要有前瞻性.     

中国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的实证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使各国财政赤字激增,通胀问题日益严重,通胀治理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与货币数量理论相比,新近发展的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对于解释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提出通胀治理建议更有优势。本文基于FTPL视角,选取我国1982—2011年度数据,应用状态空间模型识别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区制,结果表明1982—1996为M区制,1997—2011为F区制;再选取1997—2011季度数据,应用SVAR法结合货币政策研究F区制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短期和长期动态效应,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更大,而且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有长期效应,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货币政策不是导致近年来通胀的主要成因,抑制通胀要依靠财政政策,应实行相机选择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     

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偏好调控模式及其演变研究

非对称性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是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普遍策略，本文基于非对称性福利损失函数，首次通过逆推实现央行时变非对称性偏好调控模式估计。结果表明，央行在调控通胀和通胀波动目标上表现出较强的政策取向，同时，存在厌恶通胀和规避经济收缩的时变非对称性偏好，由此也使得央行具有较强的动机维护实际通胀低于通胀目标以及实际经济增速高于经济增长目标。特别是，央行在厌恶通胀和规避经济衰退上的非对称性偏好呈现出较强的此消彼长关系。此外，近年来央行厌恶通胀的非对称性偏好持续走强，而规避经济收缩的非对称性偏好却逆向变弱，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治理通胀偏好，但维持经济增速高于增速目标的政策取向却有所减弱。     

住房价格应该纳入通货膨胀的统计范围吗？

 本文分别从度量生活成本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角度研究住房价格是否应该纳入通货膨胀的统计范围。从度量生活成本的角度看,应该将住房价格纳入CPI的统计范围,然而本文的文献回顾表明,如何在CPI的统计框架下妥善处理住房价格仍然没有一致的结论。从执行货币政策的角度看,考虑到核心通货膨胀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本文研究了住房价格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现住房价格对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影响微乎其微。这表明,如果稳定物价是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则货币政策无需考虑住房价格。然而,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需要兼顾多个目标且住房价格会显著影响产出水平,所以从稳定产出的角度看,货币政策仍须重视住房价格。     

Recent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Divisia Monetary Aggregate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capability to use formal statistical index number theory to measure the economy's money supply accurately. The new procedure is illustrated by exploring the tightness of money during the recent three-year period of “monetarist” Federal Reserve policy. When measured by a properly constructed statistical index number, the rate of growth of the money supply is found to have been lower and more volatile than when measured by the official simple sum monetary aggregates. As a result, targeting the simple sum aggregates may have induced a tighter and more volatile policy than was intended.     

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冲击

 本文采用理论引导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的方法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冲击。我们首先构造了一个反映我国特定利率制度安排下的经济结构理论模型,表明货币政策的三个作用渠道：流动性效应、通货膨胀效应和实际产出效应。之后以其为指引,识别模型内、外生变量,限制变量当期冲击的作用特征,以实现对SVAR模型的整体识别和估计。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分析详细讨论货币政策的作用特征。结果表明：①我国股市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货币增长率增长1%,将使沪市和深市股价分别上涨1%和0.7%;②货币政策的瞬时影响在第3个月时最大,第6个月之后基本消失;其累计影响具有持续性;③沪深两市的政策反应略有不同;④我国股市呈现明显的“资金推动”型特征：流动性效应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解释力分别达到91%（沪市）和70%（深市）;通货膨胀效应有一定正向影响,产出效应体现出微弱的负向影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在我国,货币政策尚不应该对股市动做出反应。     

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微观基础研究

 通货膨胀预期的微观基础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但是至今为止相关的研究还非常少。本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系统》数据库,从经济主体的经济特征和人口统计特征两方面详细研究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居民通胀预期。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未来家庭经济状况的信心、风险厌恶程度和金融参与及熟悉度、家庭所处阶层、人们对现阶段经济运行状况的满意程度以及最近家庭所处的经济环境都是形成异质性通胀预期的重要原因。研究结果对于制定更加科学的货币政策和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零利率下限、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

本文将零利率下限和不完全汇率传递同时引入货币政策分析,利用两国DSGE模型深入探讨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和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研究表明,零利率下限会导致汇率的“逆向调整”效应,从而加剧两国相对经济波动。当外生冲击源于国外时,本国汇率不完全传递与零利率下限两种扭曲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将相互叠加,这一点与发生本国冲击时的情形正好相反。采取汇率管制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加重外部危机的国际传导,造成本国更大的福利损失。因此,我国央行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积极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国际化。     

关于人民币升值对治理通货膨胀积极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经济模型,以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以及国际商品价格作为变量,对人民币升值与国内通货膨胀之间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得出了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与国内通货膨胀保持着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回落的结论,并根据实证分析数据,分析了人民币升值与否是当前通货膨胀生成及回落的重要原因。同时,文章提出治理外汇推动型通货膨胀,应以调整对外经济政策为主,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政策建议。     

信心、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波动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基于时变视角,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家信心、投资者信心、利率、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六变量的TVP-VAR模型,研究信心、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企业家信心和投资者信心能够影响利率和货币增长率,即信心可以通过影响货币政策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货币增长率和利率能够影响投资者信心和企业家信心,进而可以通过信心影响宏观经济。从时变角度看,企业家信心一单位的正向冲击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均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投资者信心和货币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在长期内货币增长率的提高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由泰勒规则货币政策对我国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泰勒型货币政策规则对我国1992-2005年考虑股票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操作规则时，利率平滑倾向显著，赋予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权重较大，但不重视应对资本市场价格较大波动。说明我国的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传导机制不畅，导致我国居民和公司资产负债表不健康，应对金融风险能力非常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