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三言二拍”中神仙思想的特点

宋、元、明三代的道教信仰与唐代以前相比呈现出较大不同:一方面,外丹术的衰落与内丹术的兴起,使道教修仙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道教日趋走向民间,仙道观念益趋世俗化。道教信仰的这种变化在"三言二拍"中有明显的体现,其中的神仙思想呈现出新的特色:一是神仙信仰的世俗化,即神仙形象的世俗化、人性化、社会化;二是心性修炼说的形成与仙道观念的世俗化转向。     

神仙境界与中国人的审美理想——神仙道教的美学意义

神仙境界是道教美学的核心。神仙境界的创造经历过三个重要环节:(1)本体的衍变:道的神化、人的神化和人的仙化,道本体演变为仙本体,道成为成仙的手段。(2)主体的演绎:神仙作为道教的主体,其本质可以从超越性和世俗性两个维度来演绎,前者体现出神仙自由的一面,后者体现出神仙享乐的一面;前者体现出神仙的非人性,后者体现出神仙的人性。(3)环境的建构:道教神仙学有关仙境的描绘集中体现出中国古代的环境美学思想,注重环境对人的肯定,生态与人的统一。道教神仙学全方位地开拓了生命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生命美学的集中代表。正是因为有了神仙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才在厚重深刻之外别添了美丽和浪漫。儒家的实践理性与道教的审美感性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尚贵羡仙"。     

论道教神仙信仰中的生命理性

道教追求得道成仙,在笃守神仙信仰的崇高情怀下,积极反思人类生命的价值,冷静探究生命本质及其超越的可能性,客观求证成仙路径的现实性与实效性,表现出可贵而独特的理性求真精神.道教的生命理性与神仙信仰既对峙分有,又渗透交融.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在道教追求神仙理想的生命修炼活动中,即表现为人类信仰与理性精神的奇妙结合,为探讨宗教信仰与理性之普遍关系问题提供了特殊范例.     

宗教学视域中的葛洪神仙信仰体系探析

葛洪在道教史上第一次确立了道教的神仙信仰体系,<抱朴子内篇>中对仙、玄、一诸概念的阐述在理论的层面上确立了神仙具有超越世俗世界的神性;在实践层面上阐明了神仙是可以通过克服世俗生活中诸种欲望的修行和服食金丹达致.正是在思想和实践的双重层面上神仙信仰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宗教信仰体系.     

昆仑、天门、西王母与天帝——试论汉代的“西方信仰”

汉代形成了一个较有系统的关于西方的神仙信仰体系,昆仑、天门和西王母的结合成为这一信仰的主体,其核心为升天成仙。西北的昆仑为天地之中柱,其上有西王母和天门,升天之人应在西王母处取得不死之药或获得升天成仙的资格,登上天门,进入天帝统治的天界。随着西域的开辟,西域的许多奇闻异事和文化因素便附会到这一"西方信仰"中,但其观念仍是本土的升天成仙的信仰,由此汉墓中出现的许多西方文化因素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这也是西方的佛教传入中国,尤其是其能迅速被广大民众接受的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背景。早期道教也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神仙信仰,将其主神置换为道教的主神。     

文昌帝君的信仰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

文昌帝君的信仰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卿希泰，姜生文昌帝君是中国道教的重要神灵之一。文昌信仰向世人所提供的，不是传统的道教炼养术，而是阐扬老子“重积德”的思想，宣扬通过以“善”为价值导向的内在行为控制，可以达到人间理想或成仙不死。文昌信仰的社会操作性...     

道教蔚兴与人仙遇合传说的早期演绎

道教蔚兴的历史进程,客观展示出与古神话相伴而生的原始宗教走向人为宗教的时代嬗变,道教与仙话以及人仙遇合传说亦在交互影响中走向共同繁荣。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步骤:其一,上古神话及其神圣叙事,为神仙思潮和仙话的产生积累了文化资源;其二,神仙思潮和仙话丰富了人仙遇合传说,并为原始道教的人为建构创造了条件;其三,原始道教、早期仙话和以人仙遇合为特色的宗教故事,为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家对这种宗教形态的改造,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叙事基础;其四,神仙道教的兴起及其造仙运动的宗教演绎,再次深化并更新了人仙遇合的主题和叙事模式,推动着道教在六朝以后的流播。     

早期中国神仙信仰的形成与演化

中国古代神仙思想源于先民朴素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春秋以前世人观念中有神而无仙,二者并不属于同一类别。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在社会上逐渐形成,并以修炼成仙长生不死为号召赢得了君主帝王们的热衷,而在其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则是由先前宫廷巫师演变而来的神仙方士。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完善,早期神仙信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终于在魏晋时期发展成为神仙道教。     

神仙信仰的发展与汉代医学兴衰

汉代神仙信仰的发展与医学的兴衰相反相成。汉初,神仙信仰陷入低谷,医学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武帝时期求仙热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却没有史料提及医学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武帝以后,求仙热潮消退,神仙信仰通过理论化、宗教化向道教的方向发展,医学再次取得空前的成就。汉代医学与神仙信仰相反相成发展的深层动因是人们对生命永恒的不懈追求,正是人们对不死成仙的渴望推动了医学的兴盛,也使医学的某些领域走向歧途。     

道教与唐传奇

道教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唐传奇而言，相当一部分作品袭用了道教传说的结构模式。道教的神仙观念为唐传奇的人物形象注入了仙的活力。而神仙家虚幻的时空意识及其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又为唐传奇造成了审美上的陌生感、神秘感和惊奇感     

论曹植神仙方术观的分期与特征

学界基本是以曹丕称帝为界,把曹植的神仙方术观分前后两个时期分析,这是不准确的。以216年为界,以192年—216年为前期,217年—232年为后期,曹植前期对神仙方术等问题的观点基本是对外表现出反对或否定的态度,同时又在文化层面上对此社会文化思潮认可。后期因个人人生的巨变,各具特征,从前期隐性层面的认可转变为显性层面的归依与创作实践,两个时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体系。     

论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

本文研究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中国文学童话创作始于19世纪20年代。本世纪初开始的外国童话译介启动了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进程。“五·四”运动前，此进程较为缓慢，童话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带动儿童观、教育观、儿童文学观的转变，间接或直接促成了中国文学童话的诞生。以叶圣陶的创作为标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童话，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一个被人遗忘的词体——游仙词研究

游仙词是中国词史上一道独异的风景。其体裁渊源于游仙诗,在创作内容上突破传统词体的情爱缠绵,紧承游仙主题,追求长生不老,借游仙以抒愤,表达词人洁身自好的精神追求。在叙事结构上,游仙词叙事明显,结构清晰,有游仙的缘起、历程以及结束三个部分。在艺术风格上,游仙词因喜用丰富的想象和道教传说故事而显得清空缥缈,且富有浪漫气息。     

张天翼童话的教化情结

张天翼童话创作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叙事倾向。促成张天翼童话创作成人化叙事的重要原因是作者难以摆脱教化情结。这种教化情结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受时代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干预,取决于成人化的创作意向。教化情结及其叙事方式使得张天翼童话拘泥于成人想象而无法进入儿童世界。     

从《海的女儿》探究安徒生悲剧童话的价值

本文试着通过联系安徒生的人生经历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分析安徒生童话的悲剧价值。     

冯梦龙"三言"中道教神仙故事的主题探析

冯梦龙“三言”中涉及道教神仙的作品有40多篇。作为出身于理学名家的冯梦龙，这些故事不仅寄寓了他“抚心世道”的理性，也反映了他仕途落寞、“每出于名教之外”的名士情结。     

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观

圣人是中国文化追求的作为人的最高目标,做人做到圣人,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极致。各家各派都对圣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圣人是具有最高道德水平和最高智慧的人。另一方面,在圣人具备哪些素质、圣人概念的具体内涵等方面又有不同的理解。儒学在人伦日用上为圣人命名,认为圣人具有最高的道德,可以向天学习,制定人间的礼乐制度,得天理,行教化。先秦道家的圣人观与汉代以后的道教成仙的目标相结合,演化为唐以后内丹而仙、救世救民的圣人观。中国医学则认为圣人和于阴阳,淳德全道,恬愉虚无,治病救人,仁心仁术。     

站在更高的阶梯上再现童稚——从金近童话看成人对儿童文学的“介入”

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来说,成人的介入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儿童文学作家将儿童的视角与成人意识巧妙结合,使儿童文学呈现出特有的审美风貌.一面是童真童趣,一面是现实人生和生活的哲理.金近的童话创作实践是对儿童文学这一特点的最好诠释.他再现童稚,又以成人的责任与智慧为这份童稚竖立一个通往广阔与深邃的阶梯.     

试论道教内丹学之玄关一窍

道教是中国之本土宗教,最为殊胜之处当是其内丹修炼,这是最具中国气魄的独特的生命探索现象。在全部内丹学中,玄关一窍是内丹修炼之枢纽。例举丹道史上著名丹家对玄关一窍的体验,并以当代学术视野予以新的诠释,可以得出一些系统的结论。独特的内丹玄关体验对西方哲学、宗教的启示,对于西方语境下的本体论探索具有积极意义。包括道教内丹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人类安身立命有着无可限量之裨益。     

哲学的终结与道学导论的任务

哲学的终结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的终结,而是特指作为一种特殊哲学形态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经由翻译philosophia而来的哲学,在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新生,将表现为道学的重新开端,而道学的重新开端则首先体现为道学导论的墓本任务.道学导论不是外在地为一种叫做道学的现成学科提供一个导入其中的道路,而是本身即为道学的重新生成和展开.在现代中文的语文处境中,道学导论的基本任务是吸收转化质胜于文的逻各斯哲学,以文救质,在新的层面上重建文质彬彬的道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