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儒不非《诗》论——兼说儒墨政治理想之同

墨子的所处时代,据《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但是《左传》与《论语》中均未有涉及墨子的记载,而《墨子》中则多有提及孔子。又《孟子·滕文公下》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据此推断,墨子的活动年代当大致在孔子后、孟子前,即春秋末战国初这段时间。     

管仲故里在河南考辨

管仲故里,唯一可见的是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的记载。但颍上划属哪个国家,地处哪个方位,仅凭《史记》无从知晓。《左传》成公十六年载"诸侯迁于颍上"、《晋书·赵王伦齐王冏列传》载"泓乘胜至于颍上",文献中提到的这两个"颍上"均位于今河南许昌禹州至漯河临颍之间,管仲故里大概就在这一区域之内的颍水流经的某个地方。隋代在今安徽阜阳境内新置颍上县,与《史记》所载"颍上"不是同一个地方。隋代的颍上县,在汉代置慎县,春秋时为楚邑,是《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吴人伐慎"的慎地,汉以前并不把这个地方称为"颍上"。明清一些学者认为管仲故里在隋置的颍上县,梁启超认为管仲故里在春秋齐国境内,均于史无考,不能相信。     

关于滇王国的地域及其与西汉王朝的政治关系

我国古文献中关于滇王国的记载,最早要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有关滇王国的记载,以《西南夷列传》为详;《大宛列传》、《货殖列传》等篇也有涉及。后来的《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有关记载,基本依据《史记》所述。 据《史记》司马迁《自序》所云:“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可见司马迁到过当时西南夷的西夷地区。有关滇池地区的情况,他是从离     

屈原身世及官职新说

一——屈原非楚之同姓,屈氏楚之大姓而已。《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引王逸说:“楚王始都,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检王逸《离骚章句》“……是时(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屈原列传》只说屈原为楚之同姓,但没有提供其它的资料,既然司马迁说屈原为楚之同姓,王逸也就敷衍出屈原为楚王族后裔,看得出他是根据《左传》推理的。《左传》记楚事始于楚武王,屈瑕是楚武王的开疆大臣,但《左传》没有记述屈瑕系楚武王之子。显然,王逸所谓屈姓始于屈瑕,只限于楚国及屈原系屈瑕之后的推论是靠不住的。     

《史记·日者列传》作者质疑

通过对《史记·日者列传》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分析对比,可以看出二传在对贾谊的称渭、对贾谊的评价以及二传的学术思想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迁,而《史记·日者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谈。     

试论《左传》中的孔子言行

《左传》中记载孔子言行共三十余处,学术界对其是否为研究孔子的可靠资料存在争论。本文通过将其与《论语》中的记载比较研究后发现,《左传》中的记载所反映的孔子重礼、崇德、慎辞、博学的思想特征和形象与《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并不矛盾,许多言语和事迹可以和《论语》相印证,可以看作是研究孔子的可信资料。     

夏代中兴史的史料批判及其《左传》文本的形成

对《左传》文本进行史料批判,可知《襄公四年》的史源有三:晋史官所记的魏绛言和戎、有穷兴亡的夏史、辛甲的《虞人之箴》;其编撰者至少有三人:和戎部分的编撰者、谏田部分的编撰者,混合两部的编撰者。不同的编撰者以自己意图改造文本,使文本产生断裂和张力,文本的融贯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干扰。从《左传·哀公元年》,到《史记·吴太伯世家》,再到《伍子胥列传》,呈现出内容逐渐简略的现象。《左传》重于记事,务求详尽,保留大量信息;《史记》重于立言,裁汰冗余信息,以凸显主旨。《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离骚》《天问》是夏代中兴史的最主要、最详细的史源,是分别独立的4个文本,各自并行,互不因袭杂糅,作者群体不同。     

孙膑故里辨析

<正> 关于孙膑的故里,现有郓城、鄄城、阳谷三说。笔者在翻检了《春秋》、《左传》、《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汉书》等文献材料后,对郓城①、鄄城、阳谷②三说的有关资料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在这三说当中,以郓城说的根据最为充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兹予以申论。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这是我们研究孙膑故里的基本文献依据和基本出发点。《史记》这段文字谈清楚了两个问题:     

说“吴王之王,由父省也”

《史记·吴王濞列传》云:“吴王之王,由父省也。”《集解》注:“言濞之王吴,由父代王省封邰阳侯也。”《索隐》注:“省者,减也。谓父仲从代王省封邰阳侯也。”并作如字读,误。按“省”当读为“眚”,二字古音相近,常通用。《书·洪范》:“王省惟岁。”《史记·宋微子世家》引作“眚”。《公羊传·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左传》、《谷梁传》均作“眚”。《史记·秦始皇本纪》:     

晚清王闿运表彰子贡评议

晚清湖湘学者王阊运对子贡有高度评价，发前人所未发。今从《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中梳理与子贡有关的资料，进一步阐扬其说。子贡的品德学行在七十子中出类拔萃，王阉运之论实事求是，而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     

试论儒学中的子贡

孔子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上古文化传承者和中古文化开启者 ,彪炳千秋 ,他教授过众多弟子 ,其中子贡能力最强 ,成就最大 ,正是他真正地理解了孔子 ,学得了孔子的精神学问 ,也正是由于他 ,儒家学说才得以发扬光大 ,并逐步走上政治舞台。但是 ,子贡在孟、董、程、朱儒学系统中的地位并不高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孔子对子贡的多次批评应该是主要原因。实际上 ,子贡在儒学传承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上博简《中弓》与《论语》及相关问题探讨

楚简<中弓>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的对话,部分内容可与<论语·子路>"仲弓问政"章对读.孔子提出的"刑政不缓,德教不倦"的命题,与<论语>中孔子的德治思想差异明显,而与<孔子家语>一些篇章的主旨相通.以上情况表明<中弓>所记孔子言论恐非原貌,利用此类文献研究孔子思想时需要谨慎其事.     

子夏孔门求学三事考辨

子夏孔门求学事迹,《礼记》、《说苑》、《孔子家语》等多有记述,但说法不一,时间地点不明,真相难辨。究其实,子夏于鲁哀公七年出任卫国行人,车有盖是公务需要;孔子不"借盖"是知其贫无二盖,担心影响其公务。子夏"短于财"而非"吝于财"。子夏丧亲在哀公九年,服丧期间研读《尚书》,为免遭赵简子报复而"使民未有闻焉"。子夏哀公十四年受孔子委派赴洛邑"求周《史记》",过卫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并非"返魏"。     

从孔子弟子到孟、荀异途——由上博竹书《中弓》思考孔门学术分别

上海博物馆竹简《中弓》印证了中弓和荀子之间的学术联系。它和其他出土文献资料一起,说明了孟、荀学术渊源的不同。因此,对它的相关研究可以使人们认识孔子弟子继承和发展儒学的一条清晰脉络。     

《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于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于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生年不会晚于此年。     

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

上海博物馆２９支《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　中既有孔子之说，也有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传孔子和　子羔《诗》说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传弟子。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　而并非单线，其中也有子羔一系。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新解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可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前＂与＂字作连词,后＂与＂字训为语气词＂欤＂,意谓＂孔子很少谈及功利与命运,这是仁德的（一个方面）。＂这种解释方式符合孔子＂仁＂的思想体系,且能从《论语》中找到语法依据。     

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先秦儒家的人性观主要体现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学说中。在孔子那里,人性虽然没有被独立加以讨论,但是他似乎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他们之所以这样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是因为这种主张构成他们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     

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記二则

1977年 ,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其中有 3枚木牍。 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 ,从内容上看 ,应是思孟学派纪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 ,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孔子家语》与 1号木牍关系密切。     

《论语》中的“子”、“孔子”、“夫子”行文体例分析

《论语》中,指代孔子可用“子”、“孔子”、“夫子”。通过对《论语》的行文体例分析,我们发现特指孔予的“子”’没有用作宾语的用例,而“孔子”、“夫子”则有。由此,我们推知古代汉语语法结构中,指代相同的一组词,其所处位置与它们的表意内涵有某种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