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

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均非三国时期新出现的职官机构,但在三国时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过对这些职官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时期图书编撰出版事业发展情况的认识。     

论三国时期代词"汝"和"尔"的格

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历时与共时对比,对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人称代词"汝"和"尔"的"格"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考察了三国时期二者在"格"上的变化它们都可用于主、宾、领格,除个别文献外,"汝"三格的频率和比例均高于"尔",先秦汉语里"汝"在领格上的限制已经消失.     

都督中外诸军事考论

都督中外诸军事关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央中枢体制、宰相体制和军事领导体制。它缘起于三国时最高武职如太尉、大司马、大将军的逐渐虚职化。加此衔或任此职者，既统领京城禁卫军队，又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通常权极人臣，并是其控制朝政乃至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阶梯。     

进退辞受间的优雅与沉重——宋元之交的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

南宋后期朝政腐败导致士风萎靡,士人们在国亡之际分道扬镳,有坚持气节者、隐遁不仕者,也有热衷于谋求新朝官职者.在各自不同的选择中,各有各的从容与优雅,各有各的沉重与痛楚.他们的创作既是士人心态的缩影,又是时代陵谷变迁的折射.     

北宋前三朝台谏制度述论

宋代台谏制度是我国中古时期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所谓“台谏”，乃御史（御史台官）与谏官（两省谏官、谏院谏官）的合称。自秦、汉以来，御史为监察制度的主要执行者，而御史台是一个纠弹百官、肃正朝仪、鞫治诏狱的事务丛脞的职能机构；谏官职在规谏人君、议论朝政得失...     

汉语词"博士"的外借和返借

"博士"在南北朝时已从官职演化为尊称教师的一般名词,被借入突厥语中,又被转借入了其他北方民族语.五代以后,通过汉族与西突厥、契丹、女真(满)、蒙古等民族的交往,返借入汉语.由于民族间文化交流中的取长补短作用,汉语在"博士"一词的返借中没有引入"传授文化知识的人"一义,而主要从武术、音乐、杂技等方面引入了"技艺的传授者"或"技艺精熟的人"的意义.     

马、泰、印尼三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三国在20世纪70-9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其社会发展呈滞后状态,即人口素质的改善、社会福利的提高、消除贫困的成就均未能跟上其经济发展步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三国政府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十五"期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评述

"十五"期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8个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与前几个时期相比无论在广度上或深度上都是最好的,但"十五"也存在不足和薄弱点.十一五"是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重要时期,应在三个方面大力加强.     

古代官制的演变

夏商至秦汉时期的官制历史上,夏商两个朝代已初步建立起国家及其政治制度。这两个朝代,在朝廷和地方上都设立了一些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官职。据史书记载,夏朝设"三正"官职,即掌管畜牧的"牧正"、掌     

川西南—滇北地区三国文化遗存研究

三国文化遗存既包括三国时期的历史遗存,也包括带有浓厚三国文化因素的其他历史时期遗存。川西南—滇北地区的三国文化遗存以对应三国故事和传说的附会类遗存为主,其中"营盘文化"类和"打箭岩"类为最主要形式。结合川滇两地三国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本区三国文化遗存正体现出文化过渡地带的类型和面貌特征。     

三国妇女参政考

三国妇女的参政情况各有不同。其中曹魏严禁妇人与政,蜀汉后妃不能参与朝政。孙吴后妃与公主积极参与政治及国家事务的管理,而公主干政也加剧了政局的混乱。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     

"公共关系学"与"秘书学"交叉研究的构想

"公共关系学"与"秘书学"都是新兴的综合性边缘交叉学科,两个学科既具有理论同源关系--都将现代经营管理学、现代传播学、信息学、社会学、心理学、市场学作为各自的基础理论,从中吸收营养,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又具有实际操作中的兼融互动关系.尤其当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跨入21世纪,各行业对新型公关秘书人才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时,公共关系活动与秘书工作的交叉性特征也变得越加突出.这一事实,无疑向理论工作者们提出了对这两个学科进行理论上的交叉研究的新课题.本文拟从公共关系学和秘书学两门学科实践职能上的融合、共同的理论基础、共同的任务项目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构想.     

智化寺与 "夺门之变"

通观有明一代,社会生活有两大特点,一是实行空前的特务政治,设置了东厂和锦衣卫等残暴又野蛮的特务机构.二是宦官专权."靖难之役"后,每朝都有干预和决断朝政、把持国柄、横行无忌的太监.明朝最突出的四大太监是: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这些太监大多人格扭曲,性格畸形,心理变态,往往多建庙宇以寄托空虚,故而有"明朝修庙,清朝修道"之说.     

论东晋外戚

东晋时期，世族把持着朝政，也垄断了与皇家联姻的特权。外戚都来自侨姓高门大族，且同一家世族数次成为外戚，造成不少辈份紊乱的婚姻关系。东晋的外戚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政治，有的甚至执掌朝政，对政治产生了或轻或重的影响。由于各世族彼此互相牵制，任何一家外戚不论权势多么炙手可热，都不能独霸朝政，由此避免了汉代某些外戚的灭门之灾。外戚借助于与皇室的联姻，门第更加显赫     

《三国演义》投降类型的文化意蕴

<三国演义>用艺术化的手法重现了三国时期云诡波谲的历史面貌.各种情况下各式各样的投降事件和投降人物,成为一部"三国"贯穿始终的重头戏,演绎出一幅幅精彩纷呈、令人感慨万千的经典画面.多种投降类型反映了特定年代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起伏变幻和统治集团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从中揭示出战乱时期投降类型的文化意蕴以及古人对投降文化本身的解读.     

秘书与新闻写作

在四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党对秘书部门和秘书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强调既办事办文,又出谋献策,及时有效地传递和处理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各种依据,更好地发挥秘书的参谋作用和助手作用.秘书收集、传递信息和记者采写、传播新闻,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就秘书人员如何培养信息与新闻采写能力,结合本职工作学习新闻写作,搞好新闻报道,谈点粗浅的意见.     

徐渭《四声猿》为"自吊"之作

徐渭的<四声猿>是其四个杂剧的总称,但关于其题名的意蕴以及题名与四剧的关系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四个作品创作于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写作背景,但它们都或隐或显地寓有徐渭不同时期的人生感慨,寄寓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涵.徐渭晚年用"四声猿"来编排、命名四剧,表达的是哀极痛极之情,抒发了无望与绝望的悲哀,寄托了悲恸的"自吊"、"自悼"之意.     

从差异到共识:先秦诸子研究的视角转换——以"儒法之争"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古今学者对"争鸣"格局的学术梳理,凸显了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然而,差异与分歧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基本政治价值及救世情怀层面的共识.传统的"儒法之争"思路,无法准确揭示儒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共识"研究视野的先秦诸子研究,差异与分歧只是在共同思想底色上或浓或淡、或双色或单色的区别,是在共同政治价值基础上体现的各自侧重点之差异,而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