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用工荒”中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总结用工荒的基本特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企业和政府联手应对用工荒的对策。认为企业要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降低用工依赖、提高效率和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来化解用工高成本,变革企业管理减少员工流失。政府要通过加快区域产业布局调整、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用工供给、推动农民工与市民在住房保障等方面平权、优化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建设、构建少取多予的财税扶持等措施,帮助企业应对用工荒,实现转型升级。     

东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增长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和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构建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对农民工工资增长因素进行分解,探讨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作用的大小并进行区域比较。结果表明:包含劳动力短缺等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15%,但农民工人力资本及其就业结构的变化对其工资增长的作用较小。农民工工资增长原因也存在着区域差异,不同经济带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变化大小存在着较大差异。     

民工荒、技工短缺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临界点

本文把农民工的乡城迁移分成三个阶段,分析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民工迁移的关系及导致中国民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原因,运用制度变迁的有关理论分析了农民工的退出所导致民工荒和技工短缺对政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成本收益的影响,并通过把目前城乡收入状况与中国发生重大制度变迁的1978年情况作对比,认为目前的民工荒和技工短缺是制度变革达到临界点的标志。     

制造业中农民工用工短缺:基于粘性工资的一种解释

文章基于粘性工资理论,指出目前导致制造业中“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年龄结构等问题,而是农民工的低工资。作者认为,提高农民工工资可以缓解企业用工短缺的局面,同时不会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     

农民工反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农民工反生产行为不仅严重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程,也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阻力。本文运用全国1 514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利用描述性统计、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基于"挫折-攻击"、"压力源-情绪"理论探讨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现状、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民工反生产行为较为普遍,其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他人的不公正对待,具体表现在由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农村户籍引发的雇佣歧视;雇佣歧视不仅直接引发农民工反生产行为,还会通过消极情绪间接导致反生产行为。企业与政府应从推进社会公平、消除雇佣歧视、缓解消极情绪等方面入手减少农民工反生产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人力资本积累、搜寻渠道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区间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广东企业用工调查数据,利用区间回归模型,检验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工作搜寻渠道、社会保险等对于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及政府、市场中介的搜寻行为都无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要明显高于未参保农民工,而工作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对农民工工资也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农民工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替代模型及其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在阐释农民工进城的替代效应的基础上,探索构建了两类劳动力替代关系的计量模型,并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中被农民工替代的岗位数占城市本地劳动力的7.2%,占农民工总量的33.6%;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高度互补、小幅替代,并且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间的替代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     

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与配置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迅速增加,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与配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劳动力流动不仅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优化配置,而且有利于提高欠发达地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与此同时,劳动力流动也加剧了企业之间对人力资本的竞争,并以此促动了企业的用工制度改革。但是,劳动力的不均衡流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造成了地区间人力资本的巨大差异及一定程度的人才浪费,使企业面临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增加与人力资本流失的矛盾。而对这些问题,不仅应该在政策方面进一步放宽并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而且应该从各个层面与角度重视企业对人力资本的培育。     

经济转型时期“用工荒”现象及其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从技能型劳动者的分类界定入手,对不同类型劳动者所面临的"用工荒"现象及其成因机制进行微观视角的分类研究。结果发现,当前的"用工荒"现象包含了多种类型的劳动者短缺,其中非技能型劳动者短缺的主要原因是被扭曲的收入分配比例和无保障的弹性用工模式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供给激励不足,随着企业转型升级进程加快,此类"用工荒"现象将得到有效缓解;而造成技能型劳动者短缺的原因,既包括经济转型发展使对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结构性增长,也有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劳动者供给数量不足。技能型劳动者培育过程中的劳资双方行为"协调失灵"、政府职能缺位、社会化培训体系建设滞后和劳动力市场的无序发展等因素都是导致技能型劳动者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转型发展要求、进而导致技能型劳动者"用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     

1988—2010年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分析

本文利用四次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数据,主要分析了1988年至2010年间,珠三角农民工人口结构与就业特征的变化.发现女性农民工和未使用亲友网络找工的农民工比例逐年增加,普工从业者和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仍占多数,但比例逐年下降,而在1000人以上规模企业工作的农民工数量逐年增加.性别和工种之间存在工资差异,总体上,男性工资一直略高于女性,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历年管理人员工资增幅波动较大,其月均工资水平高于技术工人和普工.     

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

文章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态势进行了分析,做出劳动力短缺趋势的长期判断。劳动力短缺的可能经济后果,涉及劳动力成本从而比较优势的变化、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对引进外资的吸引力、人口红利的持续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文章最后对必要的政策调整提出建议,以为未来的劳动力短缺时代做足准备。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2004年前后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根据托达罗模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这是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之间差距缩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做出的非迁移决策.并探讨了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雇佣成本的影响.     

韩国外籍劳工政策及外籍劳工现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韩国国内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同时,由于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国内某些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大量外籍劳工从亚洲各国不断涌入韩国。为了解决国内一些产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韩国建立了"外国人产业研修生制度",并通过该制度从亚洲各国接受了大量研修生。2003年7月韩国又制定"关于外国劳动者雇佣等的法律",决定从2004年8月起实施外国人雇佣许可制,并同原来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并行实施。     

农民工就业与就业促进问题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劳动。在中国的产业大军中,农民工数量在迅速增长,农民工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由于户籍等原因,作为就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比城镇劳动力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和保障缺失。他们的就业状况究竟如何、他们参加失业保险以及受到就业培训的状况如何,如何促进农民工的就业是值得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就农民工的就业与就业促进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     

论日本就业状态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战后日本经济经历过长期高速发展的辉煌 ,也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长期痛苦。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相对应 ,就业问题曾几度以不同的形式成为日本社会经济的重要课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 ,几十年来 ,日本走过了大量失业、充分就业、劳动力严重短缺、相对严重的失业这样一条道路。本文以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外贸收支、雇佣方式、妇女就业等几项具有日本特色的影响因素为中心简要地对上述过程进行考察分析     

劳动力市场化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农民工教育收益率较低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本文运用工资方程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化及其主要维度(户籍管制和部门分割)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约为3.19%,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劳动力市场化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如果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1,则该城市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将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0%;户籍管制放松是导致农民工教育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部门分割在经过多年的国有经济改革后不再是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化对其教育收益率的促进作用将愈发显著;与女性和体力工作者相比,劳动力市场化对男性和技术工作者教育收益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随着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户籍开放度的省间差异大幅缩小,劳动力市场化的省间发展差异不再是导致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省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部门应在大力发展农村地区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同时,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这将有助于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显著提升,进而有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     

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回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来自湖北省的农村劳动力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回流原因与返乡非农就业状况。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不仅要受到其人力资本的影响,也与老人需要赡养、农业负担较重、与家人团聚等家庭因素以及输出地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关。相对于那些仍然外出的农民工而言,回流农民工往往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并没有表现出比从未外出农村劳动力更倾向参与非农就业。因此,农民工回流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可能并不像大部分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么乐观。     

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我国城镇劳动参与、就业形态

本文利用CHNS面板数据和随机效果probit模型,主要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变化方面分析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和长期被雇佣率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显示:首先,正规教育会提高劳动参与率;教育程度高的成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降低劳动参与率;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的上升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其次,接受正规教育年数的上升会提高长期被雇佣率,而且提高的幅度越来越大;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长期被雇佣率越高;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会提高长期被雇佣率;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的上升会降低长期被雇佣率。     

西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人力资本问题

基于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与经济的不平衡之间的关联性,在地区间教育发展的差异性分析中,西北地区明显居于劣势.这一现状可以概括为西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人力资本问题.即劳动力大量过剩和人力资本短缺之间的矛盾在西北地区呈升级态势;人力资本配置的刚性状态和非最优化;人力资本流失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