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到契约:中国制度变迁的特征透视

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化的实质不是引进和套用某种有形的框架,而是让经济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内生"出一套无形的规则.中国制度变迁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契约化要克服"伦理身份"和"计划身份"双重制约.从"身份到契约"的制度变迁其关键环节是个人人格状态的根本变化,其进程的艰巨任务是在人文建设中有意识地培养社会成员的契约责任感和塑造诚信守约的精神.     

中国改革的历程与“契约社会”的构建

自法国伟大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问世200多年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条总的线索是：之前或之后的人类文明史充满了坎坷与磨难,但是,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的文明与理性的追索始终没有停止过。今天在经济、制度、文化的理解和变革等方面,全世界都处在从身份到契约这样一个重要的文明转型的坐标点上,即便是最早将权力与自由的契约写进《自由大宪章》的英国也没有穷尽契约的深刻内涵。人之为人,基于个体记忆的血缘或身份不可能轻易丢弃,然而基于社会理性的契约,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却愈来愈彰显其生命力。在这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契约化改革的实践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试论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一体化

随着社会由身份到契约运动的展开,各国刑事诉讼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将契约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了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并将其作为案件处理的主要模式,从而使刑事诉讼出现了契约化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同样面临着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因此需要将契约因素纳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为了克服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我国刑事司法应将两种契约予以一体化。     

契约精神及其培育路径

市场经济是自由与民主的商品交换经济。作为包含着自由、平等、民主、协商等诸多品格的契约精神对于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中国社会,契约精神严重缺失。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培育契约精神,实现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实现社会生活的契约化,并构建完善的契约制度体系。     

个体之域与公共领域——以成己与成物过程为视域

个体之域或私人之域涉及与个人相关的各个方面,后者既非直接呈现或展开于社会之中,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控制和支配.与之相对的公共之域,则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相互作用之上,具有开放性、外在性、公开性等特点.就成已(成就自我)与成物(广义的变革世界)过程而言,个体之域的确认,蕴含着对人的独特个性的关注.作为具体的存在,人总是参与不同的实践生活,并在社会实践的多方面展开中,形成了多重的存在形态(包括"身份"和角色),公共领域的社会成员与个体领域中的个人,也可以视为广义上的不同"身份"或角色.作为同一存在的不同形态,这些不同的角色或身份具有本体论上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同时也使身份之后的存在领域难以相互分离.而是更多地呈现为彼此的互动.     

契约本性与古代中国的契约自由、平等——中国古代契约语言与社会史的考察

契约本性是自由的,平等是契约自由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中国古代契约充斥着大量反映契约自由和平等的套语,这些语汇与当时的刑事、民事法律术语及政治语汇的精神一致。古代中国存在着权力、身份所不能决定的东西,这就是契约的自由与平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与家族内部等级上的差异,并未消灭经济生活中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缘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宋代家妓制度及其对宋词雅化的作用

家妓是宋代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法律上她们和雇主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但契约条款中又延续了不少唐代奴婢制度的内容,这就形成了她们介于妓妾之间的特殊身份,不仅要用歌舞娱乐雇主,还要用身体侍候雇主.宋代家妓行业普遍采用了契约化的管理方式,这种自由宽松的管理方式,既能满足士大夫富贵风流、高雅脱俗的嗜好,也为宋词的本色雅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契约本性与古代中国的契约自由、平等(续)——中国古代契约语言与社会史的考察

契约本性是自由的,平等是契约自由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中国古代契约充斥着大量反映契约自由和平等的套语,这些语汇与当时的刑事、民事法律术语及政治语汇的精神一致。古代中国存在着权力、身份所不能决定的东西,这就是契约的自由与平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与家族内部等级上的差异,并未消灭经济生活中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缘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契约社会中的有限身份化--种弱势群体保护的理论探讨

契约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契约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平问题。克服社会契约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使社会在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下发展,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契约与身份二者关系入手,尝试在契约社会的整体构架下,建立“有限身份化”的相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际社会契约及其实现路径

国际社会契约是国家就国际社会治理所形成并持续推进的一种彼此约束的状态。如果说"社会契约"导致国内社会的形成是一种"隐喻"或者"假说"的话,那么,国家之间的彼此约束导致国际社会的形成却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由于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而各种非国家实体处于国家的统辖之下或基于国家授权而成。所以,国际社会契约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国际社会契约化将是一个从契约到组织的过程,从经济契约化到社会契约化的过程,从部分国家的契约化到全部国家的契约化的过程。     

由自由达致责任——关于契约自由的内在规定性理论

契约自由的内在规定性是从个人本位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契约自由系契约法之最高理念为前提预设。沿着契约形成的逻辑顺序,其内在理路表现为契约关系约束下双方当事人如何由个体自由演进至整体自由、由绝对不受强制达致自觉承担责任,其三大本质体现为"缔约不受强制"、"约定应当遵守"和"违约应负责任",以此构建契约法制度的正当性。     

社会契约——性别关系调节的有效模式

社会契约作为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各种矛盾的最有作为的现代性方式,对于性别关系的调节亦具丰富的理论价值与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的对象性关系的日益丰富,无论是传统契约理论家所构想的"现实之约"模式,还是罗尔斯所提出的"理想之约"模式都将更广泛地进入性别关系领域,成为处理两性矛盾的有效方式之一.然而,由于在社会契约思想的各种"伟大"的经典文本中普遍存在着男权意志,所以女性主义在肯定弘扬"平等、自由、自主选择"的契约精神始终都应当是构建和谐性别关系历程中不可抛弃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亦提出清除社会契约理论中的男权思想余孽是必要和有益的.     

身份社会及其个人权利辨析

身份社会个人权利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自身的特性决定了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人权利是不可能存在的.经济上的依附性直接决定了政治体制之中的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身份社会的个人权利不是基于人类个性的权利,而是奠基于公民身份的权利.身份社会个人权利状况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     

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张力中的和谐——“类”存在形态下的人之共在与自由

马克思将人置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指明人以实践的方式,实现、确证自身存在.生成历史的人,体验因差异而产生的个体存在感,并由所归属的族群、生产社团、政治联结中获得群体的归属感,最终作为人"类"成员,获得对生命本体的认识,进而在认同自身与他者后产生安全感.游走在个体、群体、类三个存在形态划定的历史边界里的人,在与他者的"共在"中,完成自身的存在.被抛入世界中而存在着的人,由于出场时的被动和被先天决定的共在生活境域,对意味着摆脱"非我"束缚的"自由"格外执著.在意志语境之外的自由,尤其在现实的社会-行为的角度上,自由总是与"他者"不可避免地联结着.人的"共在"状态下,自由,总是在个体与类、自在与共在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部张力.     

互联网时代的个体自由与孤独——社会理论的视角

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互联网"脱魅机制",延续了现代性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个体自治与个性规避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后果之一就是个体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孤独感源于个性与意义的双重缺失。互联网增进了个体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便利性,但也使个性淹没在繁芜庞杂的信息中。互联网给个体带来暂时的"去权威化"体验,也使其陷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社会联系的意义上,互联网促进了个体之间的"在线交往",但常常削减了面对面交往中的人性因素,制造或加深了个体的孤独感。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来说,在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培育自我反思能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化解孤独感的重要途径。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伦理维度与哲学建构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因其构建的伦理基础的差异,其生成方式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伦理基础是以"人的依赖性"为特点的身份伦理,它极力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预先设定的合理性和注定的德性、职责和命运的合理性辩护。西方现代性社会建立了一套以契约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及其相应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虽然"资本主义的精神"通过理性契约的方式摆脱了人的依赖和人格化的神的依赖,但又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淖里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异化世界里。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构建了彰显"人民主体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并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实现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     

契约:交易伦理的政治化及其蔓延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以功利目的、理性权衡、自由合意、主体平等、信守承诺为基本特征的契约,只是一种基于个人交易的辅助伦理或身份伦理。自资本主义广泛兴起之后,契约被引入政治领域,并建构起一整套的理念,以服务于早期现代国家的发展。20世纪以降,古典社会契约论跌入低谷。罗尔斯等人提出新契约论回应挑战,"新契约"有望成为社会正义与合作的基石。     

人伦之道及其内外和谐

儒家追求的是日用之道,认为人类生活的道德理想存在于人伦关系之中。经过先秦及秦汉儒家的长期努力,他们逐步提炼出以“三个一体”、“五伦”或“纲纪”为核心的伦理思想,此即人伦之道。个人处在人伦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礼制的要求存在着名分上的差别,同时儒家的理想生活是其全部社会组织皆有礼有乐,要在差别秩序中实现和谐,而实现和谐人伦关系的重要保障是个人身心的内在和谐。     

论消费文化视域下个体身份认同的异化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文化为个体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个体可以通过消费活动建构自身的身份意义,进行身份表达和个性展示。但这种个体身份认同是以商品的符号化和象征化为基础,建立在一种虚构的符号价值系统之上,个体通过"符码意义"的区分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符号消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体身份认同完全受制于商品生产背后的权力网络和话语体系构成的"他者",在知识与权力的运作下,这种权力规训很有可能由外在的"凝视"转变为个体自身的"自我凝视",使之成为一种常态的自我"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