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人。他生活在魏晋时期,生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卒于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终年68岁。皇甫谧一生著述甚丰,撰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历史专著。上述书籍中的不少内容,已被《三国志注》、《后汉书》、     

皇甫谧《高士传》初探

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这样介绍《高士传》(P 4684): 晋皇甫谧撰。三卷。记录上古至魏晋隐逸之士九十六人。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原书记述高士七十二人,今本系后人杂抄《太平御览》所引嵇康《高士传》、《后汉书》等,附益而成。这样介绍准确不准确呢?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探索:一、皇甫谧《高士传》原来记述了多少人?二、今本《高士传》的渊源。首先应该指出,《辞海》新版的介绍,是一个流传很久的看法,几乎成了定论。这是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看法。《提要》说: 《高士传》三卷,晋皇甫谧撰。……案,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曰:“刘     

略论皇甫谧杂传的小说品格

西晋皇甫谧是继刘向之后又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 ,其杂传作品包括《高士传》、《逸士传》、《达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韦氏家传》。皇甫谧的杂传创作是小说式的 ,这不仅体现在其为传的旨趣与心态、选材态度与方式方面 ,更体现在其以杂传述志写心 ,而小说式的创作 ,使他的杂传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小说品格。     

再论皇甫谧故里“安定朝那”

“朝那”有东西朝那之分,东朝那县可能系西朝那“同源地名播迁”后再由官方确认而置.就皇甫谧而言,说“安定朝那人”为其郡望或者祖籍都没有问题,但若说其是指皇甫谧出生地,则证据欠充分.     

魏晋文艺思潮简论

一、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前思潮”文艺思潮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一特定时期,由于时代生活的推动,社会思潮的影响,哲学思想的渗透,一些世界观、艺术情趣相近的文学艺术家,在共同或相近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用共同的或相近的题材,表现手法创作了一大批艺术风格接近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和个人特色,而且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一界说是在关于当代文艺思潮的讨论中提出来的,把它推广到文艺观念已经成熟,文艺思想已有较完备的体系和门派的南北朝——明清时代亦无不可。再往前推,在不改变此     

皇甫谧《依诸方撰》与《内经仓公论》新考

自清代以来,学界一直认为,皇甫谧的医学著述除了《针灸甲乙经》《论寒食散方》等,尚有《依诸方撰》与《内经仓公论》两部医方著述,但经过对史料的梳理与各类文献的考证,发现《依诸方撰》与《内经仓公论》是不存在的,前者其实是他的《论寒食散方》,后者实则为其《针灸甲乙经》之代称。     

论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是当时的审美理想。魏晋士人们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醉心清谈、饮酒酣畅、纵情山水,他们以独特的言行释放着内心情感,展示着魏晋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诠释了后人虽不能为之而心向往之的诗意人生。     

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

由于玄学思潮的特殊作用,魏晋文人的山水自然观出现了不同于先秦两汉的质的变化,士人逐渐形成了山水审美的自觉,主要表现在当时形成了以洛阳和会稽为轴心的南北两个山水审美旅游活动中心;而这种时风和文学观念的演变又最终影响到魏晋山水文学的创作,实现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山水自然题材的广泛扩展,而在形式上则孕育了山川景物记、山水游记等新的山水文学体裁的兴起。     

魏晋隐逸思潮和陶渊明——从嵇康到陶渊明

一、嵇康的《绝交书》之意义后汉帝国的崩溃到魏晋时代的一场历史巨大动荡,使文化、思想领域上也引起了新变动,而隐逸思潮的兴隆则可作为这个变动的突出例子.从后汉直到曹魏政权成立这个时期,诞生子清义派士人之间的清谈俱乐部,标榜超俗和高蹈的玄学,清谈之风广泛流行起来,和这种倾向互相结合的向往隐逸生活,敬慕隐士的风潮开始渗透到整个士人阶层中.由于这个风潮的影响,仅曹魏、西晋两朝就留下了各种各样     

谢玉辉与皇甫少华形象之比较

同样作为女性叙事文本,<再生缘>与<玉钏缘>有着斩不断的血缘联系,<再生缘>中的男主人公皇甫少华与<玉钏缘>中的男主人公谢玉辉两个人形象有一些类似之处.但是,由于两种文本产生的时代差异和作者思想认识上的不同,皇甫少华谢玉辉相比有了许多变化.     

魏晋文人与挽歌

魏晋人“敬礼莫崇,傲慢成俗”、“诎周而疵孔,谓傲放为邈世”,一反两汉标举礼乐伦常的积习,企慕摆脱一切羁绊,追求最大限度的人生自由。这种“以傲放相高”的时代风气,在魏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生成和蔓延,无疑有它多方面深刻而复杂的依据。外表的放任,往往是内在痛苦的表现。透过当初那些非礼反俗的任诞行止,常常能窥见某些本质的东西,领悟某种时代感情。挽歌,或称绋讴,古已有之。《庄子》曾提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讴歌者,为人有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由此看来,挽歌最初很可能是挽柩人用以整齐步子的一种简单的调门,而后才配以词,形成为固定的葬礼歌曲。挚虞《挽歌议》云:“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挽歌因倡和而为惟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实际上不光王公贵人的葬礼必唱挽歌,民间同样如此,甚至为适应这种需要还产生了“挽歌”的     

魏晋玄学与魏晋文学

王弼、何晏第一次把“本末”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加以探讨,强调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形成客观唯心主义的“本末”、“贵无”思想,催化了文学本体论思想的产生,对此后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认识论,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特征,另一方面启发了象外之意,言外之意,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弼“名教”出于“自然”以援老入儒并进一步糅合儒家道家思想,弥合并解决追求人格独立自由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矛盾;阮籍、嵇康等“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自我个体的精神超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反映到文学艺术创作中,追索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追求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催生了文学乃至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     

竹与魏晋文人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力图超越现实,从而达到精神上的逍遥游。他们追求精神上的“自得”,人格上的完美。竹林名士的精神内蕴与竹的某些特性相暗合,因而“竹林”也被赋予了时代的新意。他们摆脱了世俗的羁绊,用其特有的情调诠释了一个时代的风度。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魏晋士风与两性关系

魏晋任情违礼的士风打破了两性关系之礼制规范,主要表现为：夫妻之间由遵礼到重情;妻以妒忌形式争取婚姻对等;男女交往突破礼之大防,趋向自由开放。魏晋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女性的个性得以张扬,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郭象与魏晋美学

郭象是西晋年间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西晋的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象在注解<庄子>时,对传统学说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理论.他批评王弼以无为贵的思想,强调事物的个体存在性,主张取消统一的精神标准.郭象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一种无从捉摸、冥然无迹的"玄冥"所支配,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郭象进而提出,事物的自由是由各适其性的特点所决定的."逍遥游"就是任从自我,不必追求固定的精神价值.郭象还主张美与丑的标准是相对的,是出自个体性的.这样也就取消了评判善和美的统一标准.他的思想代表了汉魏向两晋南朝转化的士人心态与人格精神,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六朝美学灵魂的人格精神.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     

兰亭雅集与魏晋风度

《兰亭集序》是文学史、书法史上的重要文献。围绕《兰亭集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论争:一是关于这篇序文是否出自王羲之之手;二是关于参加兰亭集会及写诗的人数;三是关于《兰亭集序》是否为王羲之的书法。历时性地考察魏晋风度的时代特征,可以总结出三点:从德与才的论争,可以透视汉魏之际高门与寒门的较量;从药与酒的沉溺,可以窥探竹林七贤的无奈选择;从道与佛的兴盛,可以探析东晋名士的追求。作为魏晋风度的具体体现,兰亭雅集名士在享受集会欢乐的同时也颇流露出人生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