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北事变到“八一三”中日双方政策的演变

华北事变到“八一三”,是抗日战争的过渡阶段。亦即由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其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华北五省“自治”失败到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不扩大”方针到完成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九一八”后的“不抵抗”政策到初步转变为对日态度的比较强硬,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幻想局部解决,到“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最终走上抗战的道路。是什么原因使中日两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在抗日战争中有什么作用?研究这些问题,对于认识中国14年抗日战争全局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侵华军事战略分析

文章考察了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因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侵华军事战略由以战为主的速战速决方针转向政战结合的持久战略的历史过程,并由此认为,尽管日本两次军事战略的出台都有其必然性,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略目标与其军事实力之间的巨大反差,早已注定了它失败的历史命运.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

今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70周年。70年前的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举行挑衅性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帝国的乡村凝视与殖民的都会显影--以1937年“满映”制作的“文化映画”《光辉的乐土》和《黎明的华北》为例

《光辉的乐土》和《黎明的华北》是“满映”在1937年制作的两部重要的“文化映画”。对这两部纪录短片进行更深一步的、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可在还原“满映”的统治和侵略特性之外,揭示出作为统治者和侵略者的日伪政权在其镜头与画面之间若隐若现的意识形态及文化症候。事实上,通过《光辉的乐土》和《黎明的华北》这两部“文化映画”,“满映”不仅宣扬了日本人的“满洲观”和关东军的华北政策,而且在凝视乡村和显影都会的过程中,彰显出帝国主义的“大陆”幻象和殖民者的拓地心态;两者之间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恰恰从精神层面上映照出战争时期日伪“国策电影”所谓“日满一体”、“东亚和平”的虚伪性与虚弱感。     

日伪“新民会”始末

日伪“新民会”始末唐志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组织了一个伪团体，叫“中华民国新民会”（以下称“新民会”）。这个伪团体与华北伪政权“表里一体”，是日本侵略者奴役和掠夺华北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本文根据《新民报》、《盛京时报》、《华北治安战》等资料...     

“七七事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 ——以1937—1938年时间段为限

日本借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运动,美国对日本的外交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美国利益的变动而变化着。 卢沟桥事变后,美国的态度从积极到消极再到半积极,从“不承认主义”到严守“中立”直至对日制裁,究其转变的原因为美国崇 尚的利益至上原则、国内长期盛行的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思潮、美日经贸关系更为重要。美国该时期对日政策,客观的说,是一 次失败的外交,既打击了中国抗日的行为,也助长了日本侵华意图。     

“七七事变”中宛平县城失守始末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以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为名,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在卢沟桥和宛平城英勇抗击,使宛平古城与卢沟桥一样举世闻名。然而,查阅国民党参战将士回忆录发现,关于29军从宛平城撤离的说法,多是记述为奉蒋介石命令“悄悄撤退”。事实果真如此吗？     

“微博议政”与“微博执政”

2011年8月28日是新浪微博两周年的纪念日,其用户超过两亿。纵观新闻传播史,“新闻立媒”是一个普遍规律,1991年的海湾战争成就了CNN,2001年的“9·11”事件成就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中国香港的凤凰卫视。就新兴的网络媒体而言,“9·11”事件也让新浪网的新闻频道一举成名,     

“八·一三”上海抗战述评

“八·一三”上海抗战(亦称淞沪抗战)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次较大战役。本文试图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探讨上海抗战地位及作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全中国为它独占殖民地,自“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立即把侵占华北作为其国策基准。并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制造了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此后,连续向中国增兵,预计在华北,两周内攻占大同,一个月内侵占山西全省;在华东,十天占领上海,三周内攻陷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一个月逼近武汉;然后在广州登陆,占取华南,进而灭亡中国。于是,就在以重兵进攻华北同时,日本参谋本部马上又策划侵占华中。为了     

日本侵占海南时期的经济“开发”政策及活动

日本侵占海南前和侵占海南后 ,推行的所谓经济开发政策及其活动 ,既有阶段性 ,又有其重点。侵占之前 ,日本对海南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侵占后 ,推行经济“开发”政策 ,政策分为两个阶段 :第 1阶段从卢沟桥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 2阶段从太平洋战争发生到抗日战争结束。在实施经济政策中 ,日本侵略者的“开发”活动主要在于农业和商业两方面 ,其性质和目的都是掠夺与为侵略军服务的     

日本侵占海南时期的经济“开发”政策及活动

日本侵占海南前和侵占海南后,推行的所谓经济开发政策及其活动,既有阶段性,又有其重点。侵占之前,日本对海南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侵占后,推行经济“开发”政策,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从卢沟桥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第2阶段从太平洋战争发生到抗日战争结束。在实施经济政策中,日本侵略者的“开发”活动主要在于农业和商业两方面,其性质和目的都是掠夺与为侵略军服务的。     

日本战时言论统制机构“内阁情报委员会”研究 ——基于日方解密档案

设置情报委员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实现言论统制“一元化”的重要手段,该委员会成立于全面抗战前一年,并在卢沟桥事变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舆论调查与情报收集活动,其调查内容与日本对外宣传方针的形成密切相关。伴随着侵略战争的步步扩张,经由“时局同志会”而“内阁情报委员会”,“内阁情报部”而“内阁情报局”之变迁,其最终发展成一个集情报收集、媒体管控、舆论引导为一体的战时言论统制机构。     

八年抗战中的周恩来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同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然而,靠反共反人民起家的蒋介石对日本侵略中国长期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日本有恃无恐,得寸进尺。从1931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立即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制造种种事端,激化中日矛盾,以此为借口,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再扩大为“中国事变”,将战火从中国平津地区扩大到华北地区,再扩大到上海及华中地区,终于将“卢沟桥事件”这一中日局部冲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渤海军区回民支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当日本侵略者的军队进攻天津时,驻防在天津南马厂的国民党二十九军的爱国将士进行了抵抗。蒋介石卖国求荣,实行不抵抗政策,强令二十九军撤离华北。因而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使日本侵略者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津浦铁路及沿线城镇,国民党地方军阀势力和政府官员望风而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     

在“义”与“利”之间———近代华北农民传统价值观的转向及其困守

“义”与“利”是华北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在近代，由于以工业文明为后盾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华北农民传统的贵义贱利价值观赖以支持的经济基础逐渐瓦解，而反映西方价值观念的商品意识的色彩却日益浓厚，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然而，经受绵延几千年儒家文化浸淫的近代华北农民，其自身带有的更多是封建母体遗传下来的基因，贵义贱利依然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基本趋向和评判人事的尺度。在义与利之间，近代华北农民是矛盾而又彷徨的     

二战时期“飞虎队”驻节陪都重庆初探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在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对陪都重庆及周边区县实施无差别的轰炸.为了有效抵抗日军的狂轰滥炸,赢得西南大后方的“制空权”,1941年8月1日,“飞虎队”正式成立,陈纳德为指挥官.1942年6月初,根据战略需要,飞虎队司令部移驻重庆白市驿机场,以拱卫陪都空域安全,解除日本的空袭威胁.飞虎队司令部在驻渝期间,一共发动并参与了多次大型空中战斗,战绩辉煌,保障了重庆的战时稳定和相对安全.另外,飞虎队驻渝期间,还全力护航“驼峰航线”,护送国共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慷慨解囊赈济中国军民,其博爱情怀与奉献精神赢得了中国军民的拥护和感激,双方建立起坚固持久的战时友谊.     

刘少奇在临汾抗战的日子

1936年春,华北危急,刘少奇受党中央的派遣去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卢沟桥事变"后,刘少奇于7月28日抵达太原。8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太原组建了北方局新的领导机关,刘少奇任书记。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