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交叉持股法律规制的完善:基于比较法的考量

考察公司交叉持股的法律内涵,对美国、法国、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公司交叉持股的立法进行比较,从公司交叉持股立法模式、对公司交叉持股规制的立法态度、以是否属于母子公司为标准对交叉持股作出区别性规制措施三方面对公司交叉持股立法进行评析。分析中国公司交叉持股存在的法律规制问题,提出完善中国公司交叉持股法律规制的建议,如设定"区别对待"的立法模式,区别情形对待公司间交叉持股,在《公司法》中增加针对母子公司间交叉持股的专门规定,以及建立非母子公司交叉持股的配套法律机制。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选择——浅谈中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之立法理念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模型差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领域 ,而在于文化和政治领域。一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 ,往往是传统理念和“路径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应通过明确公司法立法的框架、健全民事责任制度和完善监管制度等对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完善。     

中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美两国都是将有关土壤保护的内容分散在多部法律中,但美国通过制定法律修正案填补了专门性立法的空白,对"棕色地块"进行了有效治理.由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大量空白,故在立法模式上不宜采取法律修正案的方式,应该进行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性立法.在立法技术和立法内容上,美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明确的立法目的、详细的法律内容、完善的...     

我国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之反思——一种大历史的内在视角

如何制度化地化解法律与习惯的紧张、冲突与脱节,实质就是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选择或设计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尤其是我国转型社会更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的当政者和社会精英从国家的角度即外在视角,为中国社会选择了一种大陆法系的习惯的立法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力图通过立法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与普通法系相比显得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以致不得不以频繁修改法律、补充立法解释以及法律试行的机制予以弥补,但仍不能有效地解决好法律与习惯的紧张、冲突与脱节.为此,引入一种大历史的"内在视角",从社会的角度对清末修律以来乃至当前法律移植,进行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上的反思,具有结构性补充的意义.不论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即昨天中国社会,还是从今天中国社会即转型社会,甚至明天中国社会即常态中国社会的角度,中国社会应该选择一种相对具有弹性的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这不仅被西方社会法律实践经验所佐证,而且为中国社会法律实践经验所验证.     

公司治理模式对企业价值最大化理财目标的影响

"多元化"的理财目标取代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是中国企业的现状.剖析了市场环境下公司治理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研究了公司股权结构的问题,列举了目前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市场导向模式和关系模式.比较了中国同美国、日本在这些方面的差别,指出了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不足之处,对中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法》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制度构建

国土空间规划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存在的理念片面化、体系复杂化、法律碎片化等问题亟须一部综合性的规划性法律予以消解和纾困.通过"本体论—功能论—建构论"的范式分析,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法》已经具备了必要性、可行性与正当性.《国土空间规划法》通过整合与协调实现法的秩序价值,通过衡量与补偿实现法的正义价值.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国土空间规划法》应当采取单独、管制性的立法模式,在大类上属于空间规划性法律;具体在制度构建上,《国土空间规划法》应当通过"开发+保护+监管"的模式完成制度嵌入.     

法治视野下的科研不端：成因与对策

我国科研不端的法治成因在于科研立法的短缺、执法上的失利烈及司法审查能力的缺失。科研幂端道德治理的脆弱所带来的道德失灵决定了科研不端法律治理的必要性。在科研不端法律治理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科研不端法律治理中,应加强科研规范立法,强化科研执法,并提升科研不端之司法审查能力。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村治立法探析

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是以"乡政村治"法律模式为基础的,实施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立法既符合中国历史形成的村治传统,也切合我国的治理需求。然而,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及其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治理出现了乡政介入疲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整体衰败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治理难题,国家不断通过人力资源输入、项目资源进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干预等机制,努力推进农村各方面的振兴。这些探索性措施,很多已经发挥出制度引导的正功能,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法律化;而有些可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则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而完善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加强村治的党内法规建设,另一个就是完善村级治理的国家立法。     

法律文本中“立法根据”条款的设置论析

立法根据是指立法主体制定某一具体部门法的根据或基础问题,包括立法的法律根据与立法的事实根据。法律文本中设置"立法根据"条款的目的在于保障立法的合法性、明确法的效力等级以及实现法的可操作性。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根据"条款的基础与依据在于实在法观念、立法体制状况以及立法权的来源。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在"立法根据"条款设置技术上存在位置设置不规范甚至缺失、语言表达以及逻辑等问题,需进一步规范与完善。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公司资本制度适应社会制度体系分析

世界上现存3种公司资本制度,即法定资本制、折衷资本制、授权资本制,不同国家及其不同时期常常采取不一样的公司资本制度。本文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公司资本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一个国家在选择何种公司资本制度上,应当考虑该制度是否适应整个社会制度体系,并认为我国当前将法定资本制度修改为折衷资本制度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对国企公司制改革中的公司法人格否认问题的思考

作为一种更高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 ,公司制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以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为原则的公司法人制度 ,在集中资本、减少风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等方面也发挥出了极大作用。但是 ,滥用公司法人制度的现实也说明了其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就是为了确保公平、正义的法律目标而对公司法人制度所进行的矫正。我国正在进行的国企公司制改革中 ,体制和人为的因素使得公司法人制度的运用出现了诸多变异 ,产生了许多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在对公司法人格的法理基础、必要性、适用类型等方面阐述的基础上 ,列举了国企公司制改革中典型的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 ,提出了以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进行有效法律规范并以此完善《公司法》立法的见解。     

审前阶段刑事诉权研究

刑事诉权在两大法系审前程序的发展既有个性也有共性。其个性在于迥异的诉权发展模式。在大陆法系国家遵循的是“建议型”诉权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是“处分型”诉权模式。两种模式本身并无孰优孰劣之分，模式的形成是源于两大法系对刑事诉权的保障阶段和保障理念上的差异。我国应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国情适时将诉权理论引入刑事诉讼审前阶段。     

房地产销售模式探讨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开发商采用何种房地产销售模式对最终销售业绩的影响非同小可 ,本文分析了新旧经济下的各种房地产销售模式的优劣 ,包括旧经济下的自产自销、代销、房地产超市和新经济时代的网络营销 ,各开发商可挖掘自身优势 ,灵活应用。     

在我国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途径

至今,在我国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进程并不理想。关键就是对实现目标的路径不清晰。鉴于中国已加入WTO,我国企业绝大多数将以中小企业身份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与竞争,国企改革中大多数国企中小民营化成为必然还更有利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入驻的民营企业家有一个熟悉新行业、新环境、新的管理方式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接受市场检验和淘汰寻优的过程。为了推动这一过程在市场竞争中有序进行,相应,资本市场应重新调整现有功能和有关监管规则。     

一人公司法律地位探析

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在国际上尚无定论。它的产生有其可能性和必然性及一定的理论依据，而且在竞争市场中，它有着极大的优势。但相应地也会带来一些现实问题。在我国这样一个企业类型繁杂而公司法制又不十分完备的国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即成为规范一人公司的关键。     

母子公司之制度价值--法律和经济的视角

母子公司已经成为构筑企业集团的基本形式,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既具有维护母子公司之间的自由,同时又追求着公平与正义的法律价值,又具有为母子公司带来个体效益、给社会带来集合效益的经济价值.     

独立董事制度研究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现已成为英美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特色。我国近年来开始尝试移植独立董事制度,应用于我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文章重点阐述了我国是否具备移植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环境以及我国应如何规范独立董事制度,并做了初步的制度设计。     

转投资概念与立法模式的反思

作为公司扩大经营的方式,转投资行为在目前公司运营中极为普遍,而学界往往忽视转投资概念背后的立法模式选择,就站在各自角度对之进行概念界定。实际上我国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强制到公司自治的发展历程,新公司法中的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了公司本质的回归,促进了公司的发展,但是依旧存在适用转投资信息披露制度的公司范围过窄、公司高层转投资法律责任空缺、越权转投资行为效力不明等制度上的缺陷,从学理上而言,其对社会经济和公司自身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完全放弃管理的做法,在公司转投资问题上采用公司自治与有限规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完善公司法律制度促进经济市场化发展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新《公司法》在三个方面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作了修改和完善:一是鼓励设立公司;二是落实公司自治理念,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三是健全公司股东和公司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保护投资者,维护社会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