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诗派论“神”

桐城诗派在清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其诗论别出机杼，取精用宏，详赡而简易，典雅而精凿，颇多创获，独具特色，对清诗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对桐城诗派的“神”论，从神的审美意义、神似、感兴、神与味几方面进行考察，加深对桐城诗派的了解，揭示这一诗论对古典诗学的启示意义。     

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

本文认为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其根据：一、戴名世首先竖起了“振兴古文”的大旗；二、戴名世的古文创作成就杰出．并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为桐城文派的创立奠定了雏型；三、方苞的古文成就与戴名世的栽培分不开；四、戴名世奠定了桐城文派以程、朱理学为道统．以司马迁、韩愈、欧阳修、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古文文统；五、桐城派文论与戴名世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本文最后对戴名世的桐城派鼻祖地位被抹煞的原因作了分析。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欲效风雅追贤圣,且就义法赋诗篇——论方苞的诗作和诗论

桐城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方苞之父兄师友许多都是杰出的诗人,方苞在其影响下很早便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兴趣,并且终身没有中断过诗歌的创作。其诗作流传不多,就目前所存诗作看来,可谓义正辞雅但韵味稍逊,因此其诗歌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作为一个文论家,方苞的诗论继承了传统诗论中"诗如其人"、"文以载道"的观点,重视诗人的经史根基和诗歌内容,又与其古文"义法"理论中之"言有物"一脉相承。方苞诗作和诗论成为后来桐城诗派的先声,值得学者研究和重视。     

神、理、声、色--姚鼐的诗歌体性论

姚鼐是清代著名的古文家,但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也很有成就,自成一家,对清代中、后期桐城诗派的形成和宋诗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结合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从姚氏有关诗歌本质的论述当中,拈出神、理、声、色四个诗歌命题,阐明其诗论的内在逻辑。     

戴名世和他的《南山集》

<正> 一以散文著称占据有清文坛二百三十年之久的桐城学派,曾经喧赫一时,享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声誉。然以往论者只列举方苞、刘大櫆、姚鼐为其代表,而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戴名世则一直未被重视,甚至很少论及,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因晚年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故世称南山先生,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被害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十一。     

论张戒诗学观

在北宋,江西诗派可谓独霸诗坛,但时至南宋,对其反拨者不绝如缕,其中张戒就比较全面彻底,涵盖"性理"和"物理",贯穿思想和艺术层面,但因受理学的制约,张氏诗论主张也有一定局限性。     

姚鼐及其山水诗文

清代乾嘉时期的姚鼐,被称为桐城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钟书先生指出,清代桐城也有诗派。而姚鼐也是桐城诗派中的重要诗人。姚鼐诗和文都较多。在姚鼐的诗歌中,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其山水诗;在姚鼐的散文中,写得最有特点、最被传诵的也是其记游山水的文章。应该...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接受和传衍。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吴伟业与清初唐宋诗之争

吴伟业诗学主张推尊唐诗,不废宋诗.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相似处.清初在吴伟业的直接影响下出现太仓十子,形成娄东诗派.其叙事诗的成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吴伟业不仅以其诗论,而且以其诗歌创作的广泛影响力参与到清初唐宋诗之争中.     

江盈科与明清之际诗坛的转向

江盈科是明代万历年间公安诗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歌理论主要反映在《雪涛诗评》中。在复古诗论关于"宋无诗"的主张尚影响着万历诗坛的时候,江盈科以书写性灵、表现诗人的真情性、给读者以纯真的情趣,批判复古诗论唯汉唐是崇、是法的主张,纠正弥漫在诗坛上的描摹刻板的恶习,为万历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支持着"性灵"诗论的建立。出于历史的原因,他及公安派理论在晚明虽未能以自己的旗帜彰显于世,但在明清,尤其是晚明学者的著作中还是时时发生着影响,其关于"真诗"的主张,更是融注到万历以后各学派的著作里。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

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二卷专录桐城诗派后期诸子的诗作,凸显了桐城派北传之后围绕吴汝纶渐次形成的"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组合,而其诗学批评在继承桐城诗派"诗文一体"、"熔铸唐宋"的基础上,突出了宗风杜甫的祈向,尤其注重涵容雄奇诗风,反映出时代风云之气在内心深处的激荡。     

姚永概宗梅诗学论

晚清民国桐城派的重要诗人姚永概继承姚鼐"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于唐宋诸家多所取法,其中对梅尧臣的极力推崇格外引人注目。姚氏对宛陵诗的兴趣,应是缘于友人郑孝胥、陈衍及夏敬观的启发。桐城诗派提倡真性情而反对模拟,梅诗以其"真面目"开启有宋一代诗风,正可作为晚清民国桐城派的范本;梅诗于平淡中见枯涩、劲峭、老健,与姚永概力图改变其时桐城派重奇崛而轻平易的倾向,力图融阳刚与阴柔于一体的诗学观念相契合;梅尧臣主张诗应"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其诗亦如食橄榄有不尽之意,这也为姚永概抵制其时诗坛上艰涩的宗黄诗风及浅露的白话诗风提供了理论依据。姚氏诗学宗梅,既是晚清民国桐城诗派的必然选择,也与晚近诗坛发展的内在理路相一致。     

试论岭南地域诗学传统的构建——以明初“南园五先生”为中心的考察

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通过诗社交流,形成了诗主性情、汉唐兼学的共同主张。南园五先生相继入京后,一方面与各地域诗派进行广泛交流,另一方面极力维持内部往来酬唱,并且不断强调其核心诗论,从而使岭南诗派在全国崛起的同时,保留了地域特色。嗣后,明清两代的岭南后学,对南园五先生的结社传统、诗学路径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代际传承,从而建构了岭南地域诗学传统。岭南地域诗学传统的构建,彰显了一条地域领袖诗人提倡—地域文人集群响应—地域外传播与特色强化—地域后学代际传承的地域诗学构建路线。     

论江湖诗派对宋调的变异

江湖诗派是南宋中后期的重要诗歌流派,其诗风诗论鲜明体现出宋调的变异性。这种变异主要针对宋调的典型——以黄庭坚"山谷体"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变异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整体风格上,变气韵力胜为风韵涵泳;思致和笔力上,变瘦硬劲健为纤介婉泽;创作笔法上,变朴淡洗剥为甜熟工致;对"俗"的态度上,变避俗去俗为雅俗两极;章法和声律上,变廉悍拗折为意连句圆。历代诗评诗论几乎都对这种变异持贬抑态度,然而,从文化迭变层面和文体递变规律考察,江湖诗派无疑具有不可抹杀的价值和意义。     

论严羽兴趣、诗识与妙悟诗论的得与失

严羽论诗以兴趣、诗识和妙悟为着眼点,指陈江西诗派积弊,总结唐宋诗美特质,既有标识时代审美趣味变迁的重要意义,又有自身立论取法未尽完善的弊端.兴趣说提出了新的诗歌至境的理想,主张诗学汉魏盛唐,但历史潮流与时代风会的影响又使其诗论主张包含着微妙的矛盾.诗识与妙悟说指出了学诗的门径和方法,以禅说诗顺应了时代风气而触及到诗歌美学的本质,同时其理论缺陷也使妙悟说自陷其弊.对严羽论诗的利弊得失应结合时代背景而作具体分析.     

浅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

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和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拉开了新诗现代化的序幕,"九叶"之一的袁可嘉不仅创作诗歌,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诗论体系.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袁可嘉的创作和研究兴趣从西方浪漫派诗歌转到现代主义诗歌,新批评理论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袁可嘉诗论中心"新诗现代化"入手,探寻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渊源,并讨论袁可嘉如何将英美新批评理论"中国化".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潘颂德四十年代中后期，东南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九叶”派诗人唐是在辛勤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写下了一篇篇立论精湛而又风格独特的诗论与诗评论，和袁可嘉一起，成为体现“九叶”诗派诗歌美学主张的诗论家。１９４８年１...     

唐湜诗论：扶持诗的新生代

唐诗论扶持诗的新生代,批驳某些刊物对《中国新诗》的攻击,从个案与总体两方面探讨九叶诗派的特征;其诗论推进了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