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司隶校尉选拔标准的量化分析

汉代司隶校尉的选拔标准主要有两条:功劳标准和"材器标准"。到了东汉有所变化,出现原三公转任司隶校尉的特殊情况,而且个人声誉成为司隶校尉选拔过程中极为看重的一点。在以人治为主的汉代社会,司隶校尉的这种选拔标准相对于预期目的来说,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随之出现,一个突出表现是司隶校尉的选拔范围有缩小的趋势并日渐集中在尚书台的官员身上,这一点虽有重视司隶校尉的一面,但其消极影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两汉统治者苦心经营的司隶校尉担当者的公众形象,从而与其设置初衷背道而驰。     

汉代司隶校尉权力探讨

司隶校尉是汉代国家的监察官,监察权是其主要的、基本的权力。在监察权外,还拥有治安、领兵、议政、荐举、社会事务管理等诸多权力。这些权力既反映了汉代司隶校尉的职官性质,也反映了汉代官制发展的某些特点。     

汉代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及其权力演变

司隶校尉是汉代国家的监察官,集中央监察与地方监察于一身,集监察权、治安权、领兵权、议政权、荐举权、社会事务管理权于一身,权大位重。但是这些权限不是初设即有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监察的地域范围也经历了一个由不固定到固定的演变过程。这表明二者之间有其必然的联系,对"京畿七郡"特定区域的监察,揭开了司隶校尉权力演变的内在原因。     

司隶校尉在汉代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职能与影响

司隶校尉在汉代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禁奢禁贪、维持京畿治安、关注国计民生等方面，而这些职能是与其监察权限息息相关的，但又远非其监察权限所能涵盖得了的，所以我们在注意其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中潜在的弊端。     

灵武县历代行政建置沿革考略

灵武县历代行政建置沿革考略王根明西汉时期（公元前２０６－公元８年），全国设司隶校尉部和１３个州刺史部，［１］辖一百零三郡国。［２］汉惠帝二年（公元前１９３年）设灵洲县，县址在今灵武县西北河中堡附近。县北有河奇苑、号非苑两官马场。［３］此时宁夏属北地、...     

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

甲,谭其骧与顾颉刚书颉刚师: 先生《尚书研究讲义》中所列之十三部,非西汉之十三部(不但非武帝时之制,亦且非平帝时之制),兹已证实。(一) 西汉司隶校尉部不在十三部之列。十三部刺史之初置,在元封五年(《武帝纪》《百官公卿表》),而司隶校尉之初置则在其后之十七年——征和四年(《百官公卿表》)。是知十三部云者,其中并无司隶校尉一部也。(二) 西汉有朔方刺史一部。《汉书·地理志》:“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虽未明言十三部之名为何,但以文意推之,则朔方亦一部也。且朔方为一部,故可曰“朔方之州”;若朔方但为一郡,则州郡为截然不同之物,断不能作如是云也。此言     

扑朔迷离的赵飞燕姊妹谋杀皇子案

《汉书·外戚传》记载的成帝皇后赵飞燕及其妹妹谋害二皇子的案件 ,由司隶校尉解光揭出。尽管人证众多 ,但以情理推断 ,实为一桩精心编造的冤案。因为它能轻易取得物证而无物证 ;违谬帝王渴求子嗣的心态 ;无法逃逸王氏外戚集团的监视。此一冤案的幕后导演者是王莽     

初论《石门颂》与汉简书法之关系

汉《石门颂》本名《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是汉代摩崖、碑刻中的精品。古今书法家对《石门颂》书法艺术作过大量研究,但对《石门颂》书体产生的根源探究似嫌不足。本文试探讨其与汉代流行的汉简书法书体之间的联系,述一管之见以就教于金石书法界之同好。     

西汉八校尉军事建置考辨

摘要： 西汉八校尉是指武帝在京师长安设置的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个校尉。古今众多学者认为中垒校尉统领其他七校,且这八校尉及其所率军队均属北军范围。然在汉代史籍中,仅见中垒校尉掌北军营垒内军务的相关记载,尚未发现其统领其他七校尉的确凿证据。此外,无论是从组织系统、驻军地点,还是建军意图方面分析,中垒校尉以外的七个校尉都不在北军之列。     

浅议司隶校尉在东汉的特殊地位──司隶校尉研究之三

东汉司隶校尉地位显著提高，其职权不断扩大，与御史中丞、尚书令朝会时专席而坐，不但监察京师百官，而且成为司州的长官，具有州刺史的监察诸郡国权力，其属员有都官从事、兵曹从事、郡国从事等，察举中央百官和所领郡国违法乱纪之事。其职的威严为朝野所瞩目，在东汉政治舞台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傅玄治国思想述评

傅玄生平及其生活时代傅玄(217—278年),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人。出身仕宦之门,其祖父燮,为东汉汉阳太守;父干,仕曹魏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博学善属文”,长入仕途。先后任县令、太守,“所居称职”(《晋书·傅玄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西晋建立后,进爵为子,屡迁至太仆、司隶校尉。晚年因忤犯权贵而免官,寻卒于家。     

从阳都故城考古论证诸葛亮家族的新问题

关于诸葛亮成年后的生平,史籍已有详载,但对他的青少年时期在家乡的活动及其父诸葛珪的研究则较少,文献记载亦零星,本文仅就山东阳都故城考古调查中发现的与诸葛亮家族有关的新问题讨论于左,就教于方家。 一、文献中记载的诸葛亮 (重点摘录)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     

汉代陇右的多元民族管理建置探析

陇右地处汉王朝的边郡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汉在陇右地区实行属国、道和护羌校尉等多元民族管理建置,其具有各自不同的行政管理系统和不同的职责、权限,行政级别类似于郡县二级制.相比之下,属国的民众享有较高的自治权,道和护羌校尉的行政管理则相对直接.虽然属国都尉和护羌校尉都是秩比二千石的职官,但护羌校尉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属国都尉,而道制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趋向于县制.这种多元化的民族管理建置适应了汉代陇右民族分布格局发展变化的形势,体现了汉代边郡政策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多样性,有利于当地民族的交融与国家认同的发展,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试论石门摩崖研究的历史意义

陕西省汉中市博物馆陈列的以东汉,北魏摩崖为主体的“石门十三品”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物资料。其中东汉时期镌刻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简称“鄐君碑”)、《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简称“石门颂”)、《右扶丞李君表记》(简称“李君表记”)、《杨淮杨弼表记》(简称“杨淮表记”)、三国时期镌刻的《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时期镌刻的     

《杨淮表记》书艺管窥

《杨淮表记》全称《汉司隶校尉杨淮,杨弼表记摩崖》,刻于东汉熹平二年,主其事者为杨氏同郡黄门卞玉,原摩崖在《石门颂》故址南侧。它纵高274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52厘米;八分书,共七行,行少自15字,多至26字不等,字径五至七厘米。其书受石势制约,竟无一直行。前五行向左下方倾斜,第七行向右下方倾斜;第六行包在其中,至下段自然消失。这种布局,形如楔子,重心偏高,形成动感,拓片远看大气磅礴,恰似高山瀑布,一泻千仞,颇为壮观。     

西汉河东郡地域风习探究

汉时河东郡毗邻京师,为京畿司隶校尉,政治地位弥足重要,农业经济居于全国前列,然史书评价这一时段的河东地域风习或民风时,皆以"纤俭习事"、"有深思之虑"或"有先王遗教"进行概括,这大都是根据自然环境的影响来进行的简单评估和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此时河东更多表现的是尚武尚法的民风趋向,并由此显示出儒教不兴的文化状况,这些主要与战国以来在此地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有关.     

从悬泉简看西汉护羌校尉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护羌校尉的设置时间和其属官作了探讨,认为西汉护羌校尉有一个由临时设置到常设官职的转变过程;其属官有司马、从事等.此外,西汉时期还有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其它羌吏,年代跨度从宣帝一直到西汉末.西汉王朝最晚从宣帝开始,就在西北边疆羌族地区建立了包括护羌校尉以及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护羌、治羌的边疆民族管理体制.     

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研究

行政决策是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内容,然而,我国的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的后评估制度一直是行政程序立法的空白。这个内容的空缺对于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完善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因为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程序规则对行政决策施行后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作出测评和认定。基于此,我们认为必须对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进行研究,而且应当从行政程序立法的视角对其进行考量。本文从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的界定、价值、程序设计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     

傅玄小传

傅玄(公元217-278年)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东南,一说铜川市东南)人.封鹑觚子.魏晋两代他都做过官,曾任教骑常侍,司隶校尉等职.他政治思想较为开明,多有针对时弊的谏议.史载他“性刚劲亮直”,“谔谔当朝”,“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他主张“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他博学善属文,精通音律、工篆隶、擅长乐府诗.     

西汉部曲初探

部曲,就广泛的意义来说,是指士兵,但部曲的原始意义,却是一种军队的编制。《后汉书》卷114《百官志》说:“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事讫皆罢,……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可见部曲是一种军队的组织形式,或军队编制的名称,即大将军所领的军队,其编制有部、曲、屯等各级组织,在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