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布利乌斯与荀子人性观比较——基于人性与制度设计的政治视角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荀子的人性恶观点与美国联邦共和制下全面的人性观,分析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动态关系。前者是专制制度下单一的人性观,并由此推演出礼治政治设想,后者作为当代西方典型的民主制,在全面的人性观基础之上进行了共和制度设计。通过比较,一则能明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性假设,思想家或制度制定者在设计或制定制度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二则能理解制度对于人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某种制度如果付诸实施势必造成一种既定的事实存在,并对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体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与制度演进逻辑

中国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下金融控股制度演进的主体动因是追求垄断利润、创新空间、规模经济和资产弱专用性,金融机构利益先占和战略布局、管理机关有限默许共同形成了需求诱致型与中间型制度变迁的全面综合的制度变迁逻辑,提出金融控股应通过外在制度移植式变迁与核心制度创设式变迁的全面综合,实现金融控股的重生。     

社会工作机构评估制度建构问题研究——基于绩效评估的视角

本文拟应用绩效评估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绩效评估问题进行论述,以期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评估制度建构有所贡献。     

社会工作机构评估制度建构问题研究——基于绩效评估的视角

本文拟应用绩效评估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绩效评估问题进行论述,以期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评估制度建构有所贡献。     

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它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逻辑、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改善中国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官员问责宗旨的实现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问责的程序制度。但是,制度建构属于基础性的条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目前还应该选择坚决锁定行政高官为问责对象、特别重视官员问责的连带性、认真分析不同类型责任的承担方式、极力推行政务公开与透明等关键点加以突破。     

道性与气性——王弼的人性二元论

做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的本体论哲学一直很受关注,而其人性论思想较少涉及。本文尝试做初步突破。文章指出,王弼的人性论是一种二元论,即人性的内容由两个部分构成道和气。做为人存在的根据,道决定了人的本质;而气是人性构成的物质性因素。二者在逻辑概念上相互区分。道性是王弼的本体论思想在其人性论上的直接延续,气性则反应了魏晋玄学对汉代宇宙论的中心概念“气”的继承,尽管魏晋玄学通常被认为是对汉代经学的决裂。通过对道性与气性之关系的论述,王弼比汉儒更为合理地解释了善恶的来源问题;而他关于人性的二元区分也影响了宋明理学。     

两种政治观的对话——关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争论

如果我们同意哈贝马斯关于政治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如何阐明人民主权和人权之间、民主和法治之间、公域自律和私域自律之间、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同宗同源、共为基原的关系这一论断的话 ,那么 ,任何具有哲学上重要性的政治论争就都不过是对这同一问题的不同求解。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哈贝马斯的商议性政治观同属西方主流政治传统 ,都体现出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兼容和综合 ,但前者只认同古典共和主义 ,后者则有回返到公民人文主义的倾向     

唐宋变革视域下科举制演进的制度基础与现实动力

科举制由唐及宋的时代跨越有多重历史动因。唐宋科举制变革受益于这一时期诸如官制因革、社会对工商阶层规制变化等相关制度改革成果的促动,它为宋代科举制根本性嬗变铺平了外在场阈。与此同时,唐代科举制弊端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在五代时期被打破。随着唐代旧有士族权要和新科举官僚等集团式微,五代新政权尝试冲破唐代科举制旧有制度路径,在各个方面开始新科举制路径实践。这不仅为宋代科举探索了方向,更为宋代科举制嬗变奠定了内在制度土壤。唐宋科举制变革虽发轫于五代,但关键性转折在宋初,这不仅有其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性,亦与宋初通过科举考试满足国家抑藩和统治新占领区的特殊人才取向相关。尽管宋初科举制改革有特殊时代需求,但从唐宋变革视域观之,它是唐宋科举变革各种因素层累而成,这对理解唐宋其他制度变革亦不乏启发意义。     

逻辑范式视域下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

马克思在西方大传统的滋养下，在批判、吸收了前人丰厚思想营养的基础上，以一个思想大家的气派和风度，创立了科学的人类解放理论，开启了真正地通达美好生活的路径。因此，当今国内外学术界，不论是认可、批判甚至鄙弃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对人类解放理论真义之探寻。     

建构论视角下的环境与社会——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走向

环境建构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以来获得了持续发展,成为环境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本文基于环境建构论的发展历程,从环境社会学的多元研究范式、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论、环境建构论与环境实在论的争论等几个方面概述该理论,并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走向作出展望。     

“制度与生活”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在逻辑

"制度与生活"是立足我国社会的特定研究范式,其建构和运用突破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制度和生活之间的接榫点,内蕴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用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度观照生活、回应生活的过程,既是提升中国共产党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的过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大众认同的过程。     

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与突破——一个基于均衡制度观视角的分析

新股发行的"行政治理模式"推动了中国股市的早期发展但也蕴藏着深层次的危机.<证券法>实施以后,中国股市的新股发行制度在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制度之后,尝试着向市场化的方向演进,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从境外移植的制度体系在中国股市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移植制度并未成为我国新股发行市场中均衡的制度安排.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本文认为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现实情况,权力中心可以引入"监管竞争"和"卖空机制"来协同促成我国市场化新股发行制度的均衡.     

机遇与挑战——世界新格局建构下的中国制度建设

金融危机是一场严重的全球危机、信仰危机和帝国主义危机。世界格局重构初见端倪: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左翼运动的复兴、世界各国对国际新秩序进行探索、马克思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在应对危机时的表现成为关注中的热点,只有增强社会主义政府的调节能力,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成为增加社会主义凝聚力,才能长期坚守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为国际共运做出贡献。     

实践的偏移与理性建构：社会工作服务中儿童权利观的实践反思——基于一项儿童暑期托管服务的分析

儿童权利观是儿童社会工作的前提和中心。然而,儿童权利观偏移现象在社会工作服务中时有发生。本文借助儿童权利观这一视角,参与观察一项儿童暑期托管服务,并深度访谈相关儿童社会工作者,发现儿童权利观偏移表现为机构社会工作者采取“懂事”与“不懂事”的话语论述评价儿童,服务流程中儿童参与有限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行为主义行动倾向。究其原因,社会工作者的多元儿童观的交互影响以及“权威—服从”式教育惯习对社会工作服务的塑造。这最终导致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丧失“社会性”,效果适得其反。为此,建构社会工作服务儿童权利理性的策略是健全儿童权利观培训,强化督导监督职责,拓展儿童参与空间以及开展社会倡导。     

“嵌入性发展”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与管理的关系——基于组织环境的分析简

在专业嵌入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要素逐渐被政府所认可,开始介入基层社区服务。在政府权力不断渗透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日益变得官僚化和行政化,逐渐走向以管理为中心的运营模式。在以管理为中心的社会工作机构中,一线社会工作者及其专业服务活动成为被管理的对象,服务对象在此过程中也被客体化,从而造成以服务为中心的专业在机构中日渐式微。在以管理为中心和以服务为中心两大运营模式的博弈中,一线社会工作者处于政府、机构与社会的强权力夹缝中,专业的归属感和尊严较低。本文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造成社会工作机构当前处境和运营模式的各种环境因素,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探讨从政府、服务对象、机构自身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等四方面进行改变,最终重塑以服务为本的社会工作机构运营模式。     

风险社会视域下中国大学制度自主发展路径研究——兼论当前中国去行政化的研究误区

由于高科技、全球化以及反思性现代化等因素的影响,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在西方历史演变中逐步形成的现代大学制度,自然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中国在进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移植＂、改造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大学制度的＂自主发展＂,以便实现中国大学制度从他组织进入自组织的宏伟目标。     

关于中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三步走战略构想——兼论在改革开放的全方位视域下统筹解决民族问题的路线图

本文描绘出一幅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全方位视域下统筹解决民族问题的路线图,具有独到的理论见解;明确提出关于中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三步走战略构想,具有现实的实践路径;提出中国共产党着眼长远立足全局解决民族问题的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参考价值。     

辩证理性与新道德规范的重构——兼论赫勒后现代视域下美德伦理学的建构

美德是美德伦理学的根本和核心概念。20世纪中叶,美德伦理学开始复兴,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勒于20世纪末致力于建构“至善”和“美德”伦理学。赫勒提出“好人存在”的美德伦理学预设。但她并不是纯粹的美德或至善伦理学的现代翻版,而是在后现代境遇下吸收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和部分规范伦理学的精华,提出了辩证理性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冠以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生成性”的特质。这种生成之物既是理性的,也是情感性的。在此基础上,赫勒提出了情感生成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中的新因素,偶然性的激情基础上形成的“善为先”观念。“善为先”构成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的区分以及道德心理化的基础。“偶然性的激情”借助于人们的移情、同情和仁慈等能力而触发人们关于“善”的体验,形成“善为先”的观念,并导致情感的“道德化”。赫勒的美德伦理学是“善为先”基础上的辩证理性与后现代基础上建构“道德新规范”的理论尝试,它融合了情感生成与情感道德化理论,以建构其“好人存在——他们何以可能？”的至善伦理学。     

观念史范式下“新中国”的诞生——抗美援朝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

观念史研究下,"新中国"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由上至下推行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的进程,通过印刷术、普及教育和内政构造等多方面的强有力推行,上层统治最终促使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文化趋于同质化。个人与国家签订契约,纳入到"生活政治"中,"新中国"现代国家意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