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对E.D.赫施“意义”与“指意”概念的解读

美国学者赫施坚持将对于客观意义的诉求置于对作者意图的询唤过程中,而“意义”与“指意”这两个关键概念则成为了支撑其理论体系的最重要基石.赫施关于意义与指意的理论的形成受到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弗雷格的“含义”与“指称”观念以及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深刻影响.而赫施提出这对范畴的思想动因则在于捍卫意义的确定性品格并对抗种种充满了虚无主义色彩的“不确定”主张.此外,赫施还将意义与指意同人文学术中的“知识”和“价值”相互衔接,从而显示了其在一个“后理论”时代中的更加深刻的人文关怀.     

美学标准和宇宙大道的同一——解说《文心雕龙》的“人文”之惑

《文心雕龙》中有关"道"、"圣"、"文"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刻暗示着有关于"文"的两种"世界观":其一,文艺乃肇始于原始思维状态下的人"生命一体化"激情的表达,它内在地包蕴于有文字在内的人类一切创造物当中;其二,则是人的"理性抽象"的创造行为,它是人类所有文化实践的真实写照。因此,"文"即"道",是"道"实现"有"与"无"转化的文辞媒介;"本体之道"与"本体之文"是同一的,它们共同导源于"无",渗透并充盈于自然万象的无限"形而下"物象当中。     

论大众文化的“自治”

自治,原是大众文化奢求之事,因为大众文化对文学有着较多依赖,接受着文学家与批评家的监督;文学则享有自治,并依靠自治而批判社会。今天强大的大众文化摆脱了对文学的依赖,建立起自治的王国——景观世界,但这种自治是虚假的,因为大众文化堕落为经济与政治的奴仆,丧失了揭露真理性内容的自由。自治的大众文化变得更可怕,它拥有更多的拥趸与辩护者,引发重写艺术的浪潮,具备更强的愚人功能。     

天文、人文与文章：先秦两汉之“文”的美学意蕴

中国古代“文”的内涵复杂,其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表现主要概括为天文、人文与文章三个层面。就天文之“文”而言,它指自然万象及背后运行的宇宙之道的绚烂呈现;就人文之“文”而言,它指被礼仪章程规范的“守礼”之人的行为、情感和言语的雅化,此内涵进一步被“文质”范畴拓展和深化;就文章之“文”而言,它既指学术和文学创作,也指创作过程的特质,即对文饰的重视,由此导向了后世尚“丽”的审美观念的生成。     

“科学地发展”何以可能?——对于“科学”与“发展”意指关系的哲学反思

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是一种"科学地发展"。通过对"科学"与"发展"意指关系的反思,可以发现,"科学地发展"中的"科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Science)",其意指更接近于"科学(Science)"的拉丁词源"Scientia",同时也更接近于马克思在指称历史"科学"时所使用的那个德文词———"科学(Wissen-schaft)"的本意。只有在后一种意义上理解"科学","科学地发展"才得以可能。     

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

“传体文”主要指文人别集中以传为题的作品,它起源于六朝,盛行于唐,而繁荣于宋。自宋代起,不少文章总集开始将传体文作为独立的文类。其中,《文苑英华》收录了南北朝以来三十四篇传体文,奠定了传体文在文章总集中的地位;《唐文粹》注意到传体文内部的题材分类以及传体文的文体特征;《宋文鉴》选取的北宋传体文更富有经典意义,凸显了北宋传体文的思想文化内涵;《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则通过系统的文类构建,使传体文与行状、碑志等文体的异同更加明晰。传体文在宋代文章总集中成为固定的一类,意味着自唐代以来的传体文发展得到文章家的认可,传体文的文体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模拟与创新：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生成及意义

“模式文本”在先秦两汉的诸子史传中广泛存在,尤以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最为流行,表现出高度模式化叙事的特点。根据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实例可归纳出它们的三个特征：其一,最为本质的核心叙事模式相对稳定,但人物、对话等细节会有较大区别;其二,模式文本在继承旧叙事模式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如增添较多细节;其三,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模式文本的流行,与先秦两汉士人频繁的劝谏游说活动以及对人物的塑造有关。模式文本的生成有变异和模拟两种方式,尤以模拟为主。出于谏君、撰史的需要,先秦两汉士人模仿既有故事的叙事情节,利用“故事模式库”中的模式创编故事,借助旧的模式完成新文本的创作。     

“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以还,伴随着文人交往方式的变化,各类赠送之文泛滥不休,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史景观。除了文体自身衍变、文化境遇之迁改等因素外,文学生态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促发原因。袁骏、孙默以表彰母节和归隐黄山为题目,以数十年之坚持,征集相关诗文作品达万首之多,不仅成就了两种大型主题式创作,还足以引发征集过程及其相关利益诉求的思考,即作为一类特殊存在的名士牙行的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人格风貌,以及他们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行为之于文学创作风貌、走向的影响。这些活跃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近似专职文化经济人的名士牙行的存在,为了解大量出自名人之手的赠送之文的生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的视角,生动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化权利下移所促成的文人交往模式及文学生态的新变。     

从“送穷”到“留穷”——论韩愈《送穷文》与送穷类杂文拟作的流变

韩愈《送穷文》是比较独特的"杂文"体,其主题与行文体式有密切关系。虽然文本卒章显出"固穷"之意,但行文过程中所表达的摆脱穷困的愿望和送穷不得的嗟怨,也是其内在义旨。韩愈《送穷文》出于扬雄《逐贫赋》,行文亦庄亦谐,在"送穷"与"留穷"之间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张力。后世此类题材拟作题旨流变,宋人拟作转以"留穷"为题,表达安贫乐道的思想,但文学意蕴相对不足。从思想史来看,宋代此类题材的文章书写,由俳谐杂文的世俗嗟怨回归"君子固穷"的雅正主题,反映了书写主体在身份处境及时代思想等方面的变化。     

文本阐释与意义解读的理性阈限——兼论建立一种文学批评“公共阐释”的必要性

文本意义边界的存在决定了任何文本阐释均具一定限度,该限度虽不可明晰定义但却实存于文本阐释之中并可理性预期。文学阐释的开放性同样须顾及作品可预期的意义边界,以其阐释限度的自觉来确保阐释活动的合法性。当代文学批评问题的一个突出的阐释学征象在于:对作品的多元价值判断往往覆盖了文学阐释应有的理性底色,在阐释的不断翻新中,作品意义变得无际无涯,泛化的阐释最终导致对文本意义的疏离。鉴于此,文学批评须重提阐释对自身的理性要求,通过建立一种具有话语规约性质的公共阐释增强意义阐释的有效性,由此彰显其批评活动应有的内在尺度与话语空间。     

文学“再政治化”批判——兼论文学与政治的深层融通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致沿着从文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从再政治化到泛政治化的路线进行。然而,学界在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研究时,却基本忽略与搁置了文学究竟与何样政治有何样深层关联的问题。检视目前学界拿来作为文学再政治化知识建构前提和指归的政治,无外乎来自于两个系列:一种是事关政治实践性的政治学、政治科学;另一种则是各种主义性的文化政治、政治文化。那么以这两种政治为前提与指归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的知识建构是否自然正当?文学又究竟该面对何样政治并与何样政治在何样层面上融通呢?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内容上是＂国际＂的,在形式上却是＂一国＂的。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可以解读为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其形式表现为＂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在内容上则表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文化等方面。我们应当在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好。     

郭小川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解读——兼论“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的多维向度

郭小川20世纪50-60年代的情书与情诗,既存在相似性或变异性,又存在内在的互补性或差异性.对其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分析,可以有效观察“当代诗歌”正副文本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拓宽诗歌“正文本”的阐释空间.由此出发,可以从副文本资料的分类梳理、价值重估与问题探究等多重维度入手,反思“当代诗歌”演进进程中的独异现象与复杂问题,推动“当代诗歌”研究在新的向度上再出发.     

“肉体话语”与“文化政治”——伊格尔顿对于经典美学解构与重构的后现代启示录

鲍姆加通对于"美学"(aesthetica)内涵的界定,从一开始就存在种种失误,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后世学者的批评。在晚近对于经典美学发起的挑战中,伊格尔顿堪称领军。伊格尔顿提出美学是一种"肉体话语",旨在对美学进行重构,在"感性生活"的基础上将美学与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及与人类谋求自由解放的愿景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了"文化政治"的兴起。伊格尔顿对于经典美学进行解构与重构的工作不啻是一部后现代启示录,其以历史主义的鲜明取向为当今美学研究开了新生面。     

社会性别意识在20世纪的变迁与回归——从“五四”到九四的争论谈起(1919-1994)

: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和要求是什么 ?它们是一成不变的吗 ?通过分析从五·四运动到94年对吃青春饭的讨论 ,运用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观点 ,作者认为 ,当代中国的阴盛阳衰 ,与社会对女性定义、要求的变化有关。从某种意义上看 ,一些女性在生活观上 ,诸如事业心、对物质和精神的要求、以及独立自主的能力等方面 ,与男性相接近。因此 ,研究妇女问题时 ,既要看到共性的一面 ,也要看到其间差别。同时 ,还应把其他社会因素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作为考虑的出发点之一。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理论与实践创新：关于科学发展观之“以人为本”的新解读

科学发展观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的继承与发展,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指导思想。它的提出和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认真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理论与实践创新,将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本刊特组织了几位学者从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建设、与构建和谐世界、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以及与新农村建设等几个方面展开讨论,以期拓展和深化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高度和新境界的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