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人地矛盾的新状况及其治理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新的农村人地矛盾凸显,具体表现为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的量性矛盾、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土地细碎化与发展现代规模农业的技术性矛盾以及土地资本化需求与产权安排的供需矛盾。从目前形势看,这些矛盾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化解并系统推进对农村人地矛盾的治理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后乡土社会视域下农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农村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迅速的解构,已由传统乡土社会逐步进入“后乡土社会”发展模式.后乡土社会视域下农村存在农民自我意识强化与传统治理模式矛盾、农村政治精英角色多重化影响其决策行动的公正性两大治理困境.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主动性、推动广大村民群体主动参与农村治理,同时建立完善的农村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及农村文化建设及法制建设是化解以上困境的对策.     

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论略

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正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重视对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是适应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矛盾变化,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重塑政府形象,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和建设新农村的需要。当前,学界对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尚未给与足够重视,缺乏较为专门系统的研究。研究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要从一些旧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要与保障和落实农民的政治权利联系起来,与农村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新情况联系起来,将其置于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之中,合理定位相关法律应对机制的价值取向和目标。     

化解村社矛盾的社会资本途径探讨

农业税费取消后,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但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数量多、化解难度大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并直接导致乡风文明的建设目标难以达成。具体而言,当前村社矛盾可分为由价值观错位引起的村内日常生活类矛盾,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要素不公平导致的村际间矛盾,以及国家资源下乡过程中分配不均衡产生的行政运行类矛盾等。以社会资本为治理视角,基层政府、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应构筑普遍信任的基础,通过完善村规民约,保证村庄内的非正式制度供给,以此拓宽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网络,并构建互动性的沟通与对话平台。     

现代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家庭矛盾治理——兼论家庭矛盾的原因与动力

家庭矛盾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诸多家庭矛盾引发的各类社会事件表明,家庭矛盾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策源地之一。经济、家庭文化、个体、社会等因素导致了家庭矛盾的产生,同时也共同构成了维系家庭矛盾的动力系统。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在依托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基础上,激发家庭成员及其亲朋的积极主动参与。根据家庭成员参与意识觉醒与否可以将家庭矛盾治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只由社会力量对家庭本身施加影响的单向阶段;第二个阶段,社会力量施加影响同时家庭成员本身积极回应的双向阶段,最终形成多维互动治理的新格局。     

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下,商会等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商会根植于民间,是工商企业及其从业者与政府、社会联系的桥梁纽带,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本文分析了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以地缘关系为纽带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助力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促进社会秩序稳定。     

社会工作在社会政策中的协同创新

社会工作传递社会政策,发送社会福利。当下社会矛盾较多、复杂多变,结构不断分化,单靠政府一己之力难以完成社会治理。理顺政府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形成良性的协同合作,是提高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的大势所趋。从社会政策角度看,从政策的缘起到政策过程,社会工作都应与政府加强协商合作。社会工作主动介入到社会政策过程中,依赖于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机制、衔接社会资源的网络机制,以及与志愿者的互动机制。     

中国干群矛盾的类别、发展趋势及缓解机制研究

干群矛盾是中国社会矛盾中最特别、最具有爆炸性的类型,全面解析干群矛盾是社会矛盾预警及治理的重要环节.文章从性质、主体、地域、表现形式、发展阶段、激烈程度等方面对干群矛盾进行分类,把握其发展的现状,概括出具有普遍性、局部激化、振荡调整、危害性大等特征,指出主要诱因包括政治利益冲突、经济利益冲突和情感利益冲突.预测其发展趋势将更为激烈.而且成为其他社会矛盾演化成大规模冲突的催化剂.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层面"、预警机制、综合控制机制等缓解、化解干群矛盾的机制.     

农村社会矛盾实地化解柔性效率管理探析——以H省七县市农村调研为例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与社会转型发展,农村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农村社会管理与乡村治理工作亟需加强。抓好农村社会矛盾实地化解柔性管理,对于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改革深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从基层工作队伍、工作方法、工作原则、工作机制、农民教育等方面抓好柔性工作,突出农村社会矛盾实地化解的主体力量、根本指针、关键因素、重要策略和预防措施。     

中国农民工就业矛盾研究

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城市工业化的需求,使农民向城市移动无可避免.由于历史沉淀下来的城乡隔离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农民工本身素质、就业规划性与方向性差等原因,导致中国农民工低端就业、不稳定就业、自我及后代无保障就业、两栖就业等,以及雇主的低成本雇佣、一些地方政府不断享受人口红利等就业矛盾尤其突出,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资源配置失当、流动性加大、社会稳定等),农民工就业矛盾表现在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次,只有在相应的层次发挥政府、企业、农民工组织、农民工个体及NGO等的作用,通过政策调整、目标调整、行为调整等来消除、缓解农民工就业矛盾,统筹城乡,建设和谐社会.     

统一战线的一项光荣政治责任——化解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矛盾

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是工业化原始积累以土地为中心的新兴新资本与农民的利益冲突.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引导和化解农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是一项光荣政治责任和农村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化解前进中的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根本任务在于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沟通情况、反映民意,以达到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共创农村社会和谐的目的.     

试析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特点和实质

在我国社会转型不断加速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由利益分化而导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利益矛盾已成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问题,并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凸现化、利益冲突群体化等显著特点。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矛盾的实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各阶层之间未能合理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正确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尤其是维护和实现广大工农基本群众的切身利益,保障社会各阶层能够合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快速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探索

当前转型时期,特别是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下行使中国长期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浮出水面,隐性矛盾显性化,显性矛盾更加尖锐.在力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探索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明确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妥善处理社会矛盾,需要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真正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新型机制.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培育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基层民主治理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中农阶层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治理主体阶层,中农阶层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阶层力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农阶层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位置与农村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有关,农村社会阶层关系的区隔化使得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不仅无法在村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中间价值",反而被吸纳进由富人治村与派性格局所形塑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富人治村不可逆的结构性背景下,国家的农村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到村庄社会的阶层结构现状,加大对合适的阶层特别是农村中产阶层的扶植力度,以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建设具有可供倚靠的治理主体阶层。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凸现的原因及其化解之道

当下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现期。凸现的基本原因是：社会转型与利益的分化、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资源占有的结构性不平等;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的多元性;社会活力的不断迸发与制度供给的不足;风险社会来临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等。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机制是多元的,其中包括产权治理、收入分配治理、就业和社会保障治理、权力控制和政治参与治理、“劳”“资”“政”合作治理。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长期的,治理社会矛盾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浅议取消农业税带来的问题

农业税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农村社会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地方政府和社会乱收税、乱收费的情况。但农业税取消,随之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制约了农村基层政府功能的发挥;人地矛盾纠纷层出不穷等。就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精准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互联网时代各类社会资源重新整合,给经济、社会、政府治理方式、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互联网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运用大数据等相关技术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精准化也就成为了时代要求.于是,从时代发展、国际趋势、顶层设计、技术支持和用户习惯等方面深入分析互联网给地方政府治理精准化所提供的机遇,同时剖析数字鸿沟、数字打架、数字安全以及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以结合优势,做好应对准备,最终推进政府治理精准化的有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