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法的不可直接对抗性

法的不可直接对抗性意味着法一旦生效,就必须被遵守,任何机关、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服从.肯定和否定法的不可直接对抗性均有较为充足的理由.与简单而全面地肯定或者否定法的不可直接对抗性相比,有条件地否定法的不可直接对抗性更合乎理性,因为这种观点对法律和权利均施以必要的约束,在法律和权利之间做到了适度的平衡.     

儒家的社会规范与阴阳五行秩序

所谓规范指称"标准化的秩序"。社会规范指的是为社会成员所提供的是非标准和行为指南,因而也是人们具体行为必须要遵循的行为法则。儒家的社会规范可分为两种:一是以"德礼"为核心的积极的规范,其目的在于通过教化的力量来改变人们行为的根本态度;二是以"法刑"为核心的消极规范,其目的在于通过物理的制裁来暂时控制人们的行为。规范必须拥有其合理性。在儒家看来,社会的规范不是来自于近代社会学理论所讲的社会契约,而是来自于自然本身的秩序。因而"三纲五伦"以及"礼乐"、"刑政"等规范都体现着阴阳五行的自然法则。跟近代的社会学理论相比,儒家的社会规范具有以下的特点:其一,儒家的社会规范不是以平等的个人,而是以有差别的个人为前提;其二,儒家规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实现功利性或者效率性,而在于实现道德性;其三,儒家的规范不是为了实现社会契约,而是为了实现阴阳五行的自然秩序。     

双重否定:否定之否定

不能简单地认为双重否定是包含两个否定成分且表达肯定意义的格式。双重否定在句法上必须是一个否定管辖另一个否定的形式。一些看似没有直接管辖关系的格式通过深层的逻辑变换或语义等级变换可以实现直接管辖。前、后分句各自包含一个否定成分的条件复句不是双重否定。     

论行政规范合法性审查的法学方法

行政规范合法性审查是指有权国家机关审查行政规范是否合法的活动，可分为合规则的审查、合原则的审查与合体系的审查三个阶段。基于各审查阶段的内容，可以选用相应的法学方法。合规则的审查需要采用文义解释等法解释学方法。合原则的审查，除了采取前述方法之外，还需要采用法原则识别法、法原则选择法以及法原则权衡法。合体系的审查则需综合运用前述方法重新审视、检查行政规范是否符合法体系的整体意义、脉络和精神。     

否定在英语违实条件句中的达成机制

从英语句法语义的角度看,否定是直接对违实条件句中的前件命题进行逆转。典型违实条件句中的否定是通过否定词和否定认识立场协同作用对命题进行否定。修辞条件句通过"肯定其外,否定其中"或"否定其外,肯定其中"的语义特征,对前件命题事件进行否定。     

英语中的双重否定

英语中有一种语言现象，在实际生活和英语数学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这就是双重否定（doublenegation或doublenegative）。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以及现在各大学正普遍使用的英语教科书中，双重否定的例子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何谓双重否定？两个否定成分并用，否定同一个词，或者一个否定成分否定另一个否定成分，其否定意义互相取消而取得肯定意义，这就叫双重否定。英语中双重否定使用极广，变化多端．通常可以分为两种：一、！接双三否定直接双重否定就是指通过否定词及其派生词而进行的否定。它又可以分为：1．强化肯定的双重否定双重否定的…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苗族古经中的“创世古歌”与神圣秩序

苗族古经对"创世"有一个从"混沌"到"神圣秩序"的建构过程:苗人认为,原始的宇宙具有混沌和异质性,天地、山川以及万物都是神的一个秩序构建,苗人每迁徙到一个地方,首先就需要"开天辟地",因此,苗族的创世古歌不是简单地对天地万物形成的看法,而是苗人对于社会秩序构建的需求。苗族对神圣秩序的构建,其实就是将无秩序或者他者秩序的"混沌"世界进行"神圣化"或者"苗人秩序观化"的社会建构。     

英汉翻译中的"反译法"探讨

每种语言的否定都有其特点.一种语言形式的肯定常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表示否定,反之亦然.本文中的"反泽法"是一种常用的翻译技巧,它帮助我们在英汉翻译中恰当地表达原文的思想.     

试论英美联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应该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各尽其力、互相配合、共同斗争的结果。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评论英美等国家对于抗击法西斯的实际作用时,却一直存在着某些偏见,或者是一味谴责,大加贬斥,或者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总不能实事求是地给予公正恰当的评价。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二次大战中英美联军的建立过程及其直接参战的几个战场的情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标准,来重新认识英美联军对于抗击法西斯的历史贡献。有悖逆于传统观点,恕笔者的“初生牛犊”之莽。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的合法性审视

合法性问题一直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话题。在公法时代,一项新制度的出台,首先应考虑该制度本身是否具备法律依据,是否符合公法的原则,符合宪政的精神。日前,不啻为一缕新风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正在全国各地广为提倡。无庸王疑,该制度的出台在时下的中国有着正当性的根基,但从法律保留原则、效率行政原则、宪法中的平等权等视角对此制度作一剖析,其合法性的危机却不容忽视。建构将正当性转化为合法性的依法行政制度应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路径。     

试论我国海上责任保险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

在海上责任保险领域中．国内立法还没有明确完整地赋予海上责任保险第三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直接请求权．这不仅导致第三人受损权益无法得到及时充分的救济,同时也影响了海事司法实践的统一。因此．首先要在保险法或其他相关法规中完善我国的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其次在《海商法》中应明确规定海上责任保险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并进一步系统构建自愿海上责任保险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与强制海上责任保险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这两种不同的权利制度体系;此外,还应把保赔保险纳入海上责任保险立法的调整范围,同样赋予保赔保险中第三人以直接请求权。     

非法侵入住宅罪构成要件探析

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客体为因居住而产生的与住宅相关联的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本罪客观要件中的非法表现为违反住宅权人许可或没有法律授权,侵入行为既可以通过暴力行为也可通过非暴力行为来实施,拒不退出属于侵入的不作为形式,他人住宅的确定标准为他人享有住宅使用权;本罪主体为非法侵入者;本罪主观要件表现为直接故意不包含犯罪目的。     

中华法系价值论综述

中华法系韶华不再,渐成前音绝响,然而中华法系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对中华法系价值的评价,迥异的结论以宏观或微观的形式缤纷呈现,其中不免有受到某种观念或学术范式的拘囿或影响而语焉不详如浮光掠影。该文从中华法系研究的集大成者张晋藩教授对中华法系价值具有代表性的归纳出发,重新审视民国对中华法系的传统价值观,并对当下学者以各种范式或角度对中华法系价值判断的态度进行综述,揭示只有在当下法治语境下对中华法系历史价值重新审视,才能真正开始面向未来价值的探索。     

以历史的视角透视中国法治

文章从历史视角透视中国法治建设,通过回顾中国法制发展历史,将中国法制整体上划分为礼治、封建法制等五个时期,并分析了各自的特征。通过分析古今中外法制发展事件,提出法治的进步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法治建设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中国法治建设因历史惯性和现实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不可急于求成。中国法治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必须树立国民的自信心与意志力,培养守法习惯,形成自己的法哲学体系。     

近代解读黄宗羲思想的法学视角

近代学者以法治、宪法、法理、法史为视角描述和分析了黄宗羲思想的法学意义。通过回顾与整理这些文献,可知当下反思黄宗羲现代法学形象需做到三点:一是在研究中应谨慎运用现代法学概念,二是应尽可能地还原思想的历史原貌,三是应提炼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特征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刻画黄宗羲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形象,并为构建“法的中国性”提供理论给养。     

论高校签约的法律风险防范

防范合同法律风险是高校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签约阶段的风险是合同法律风险的起点和根源。鉴于高校签约阶段的风险特点,应当从完善制度、规范文本、加强签约主体及签约代表审查入手,从根源上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合同法律风险,维护高校的合法权益。     

论法治实施的技术手段——法律推理

根据法律推理定义的演变和发展,给出了符合当今法治社会特点的法律推理定义,阐述了还原推理、衡平推理、类比推理和辩证推理,探讨了法律推理的客观性评价标准,总结了法律推理应遵循的哲学原则和在司法实践中应遵循的原则.在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当今社会,通过法律推理,可以达到法律生活各种层面的法治目标.     

法律英语语义阐释及其理论框架问题

阐释者意识形态植入阐释目标文本,这是法律英语语义阐释中的重要问题,而法律英语的解释一点加入了阐释主体的意识,法律语义必然会失去其真实内涵。在回顾已有法律英语阐释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法律英语语义阐释是可以避开意识形态问题的,并就阐释方式提出了框架模式。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法律政策分析

投资自由化需要合理的政策法律体系来推进和保障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法律因素即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禁止履行要求及法律政策透明化等 ,国际立法应反映国际投资自由化问题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法律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