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法关系看德法之治

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调控手段。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然而,在学理上至今还存在着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两种治国方略的论辩和是非考问。笔者认为这与对礼法关系考辨不清有关。基于此,对礼法关系作一梳理,以期有所益教。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两汉经学思潮的兴盛引发了汉末一系列流弊,在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们探讨本末颠倒和名实相乖等流弊的过程中,本末观的思想方法凸显并逐渐清晰,最终成为魏晋玄学本体论建立的基石.老子思想在汉末的被激活和被吸收,是联接两汉经学转为魏晋玄学的又一关键环节,而这一环节,我们亦可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找到清晰的痕迹.     

礼法之治要求下的礼义之学——论荀子的“学”

荀子之＂学＂是礼义之＂学＂。礼义之道既是学的内容又是学的标准,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虚壹而静＂是在＂虚静＂的状态中领会世界的总原理（＂道＂或＂统类＂）。＂以道观尽＂是按礼义的＂统类＂来看待万物。＂学＂的内容、方式、目的都是外在地确定了的,因此学习者没有多少主体性。礼法之治是荀子劝＂学＂的最终目的,其＂学＂是工具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辩驳错误社会思潮的典范:《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针对充满拉萨尔主义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撰写的论战性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辩驳错误社会思潮的典范。从撰写和发表过程的角度看,《哥达纲领批判》撰写相对及时,发表策略较为灵活,为辩驳错误社会思潮树立了榜样;从理论内容的角度看,《哥达纲领批判》在批判拉萨尔主义观点的同时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其内容的科学性得到后人的普遍认可,为打击机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辩驳方法的角度看,《哥达纲领批判》论证了《德国工人党纲领》内容的逻辑矛盾,揭示了其反映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批判了其对唯物辩证法的背离,为辩驳错误社会思潮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当今社会,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哥达纲领批判》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于当前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具有重要启示。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介入”到“抽离”的反潮流写作——从思潮史的视角重读萧红小说文学史的意义

文学史对萧红小说的评价经历了"左"摇"右"摆的波动历程。但无论如何评说萧红的小说实绩,研究者大多囿于这样的思路:将萧红小说放置在文学史不同时期的主流思潮中进行评价。事实上,萧红对任何主流思潮都保持了警惕和疏离。本文试图选取思潮史视角,思考萧红小说如何与为何与主流思潮由介入到抽离,从而,在文学史视野下对萧红小说的整体意义进行重评。     

从"共治"到"善治"--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加入WTO后将发生进一步的变革。面对WTO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方位的挑战,市场、政府、社会任何一方的“单兵作战”都将难以应付。政府与社会“强强联合”,实现从“共治”到“善治”,将是应对共同挑战的客观抉择。政府在达成“善治”目标的进程中要完成两件任务一是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二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论儒家的“礼法合治”

一《礼记·坊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疏谓:"大设其坊坊之,而人犹尚逾越犯躐,况不坊乎?‘故君子礼以坊德’者,由民逾德,故人君设礼以坊民     

中国共产党推进陕甘宁边区治理现代化的“延安之治”

为了“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打造一个强大的边区,着力推进边区的治理现代化,构建一个模范的善治的边区。在模范边区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执政条件和实际境域出发,通过不断优化党、政、社、群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有效化和纵深化的“延安之治”。虽然这一时期边区对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是初步的,但其蕴含的政党逻辑、人民逻辑、发展逻辑和本土逻辑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强化了社会统治;哈贝马斯把技术合理性看做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分析技术如何转变成意识形态,并把技术统治解释成生活世界殖民化;芬伯格批判吸收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从技术批判理论的角度分析技术合理性与社会统治的关系。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的演变,为我们正确看待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启示。     

略论先秦儒、道、法家的社会管理观

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尚书.尧典》中就已经记载了尧和舜管理国家的事迹。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本文拟对产生于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三大学派各具特色的社会管理思想加以论述,以期对当今现实的社会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以关系网络、信任结构、制度规范为内容的社会资本,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来源和理论支撑,同时现代法治又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阶段,其社会资本也因此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现实形态。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诸多不良因素的延续,无疑会给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带来诸多障碍。因此,当下农村社会法治建设的关键,乃是要创建有助于法治秩序实现的现代性社会资本。     

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法治问题研究

社会的发展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使农村法治陷入困境。针对造成该困境的原因,我们可在法律信仰、法治秩序主体、行政司法体制、民主参与机制等多方面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论秦朝法制中儒家法律思想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秦代法制是在法家法律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法家理论的结晶,由于儒法两家在理论上的尖锐对立,秦朝法制中不可能包含有儒家法律思想。本文通过分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的法律规范及有关吏治的规定,指出秦朝法制中包含有大量儒家法律思想的成份,体现了秦统治者对儒家法律思想的吸收和继承,认为秦朝法制是和法合流的滥觞,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农村法治建设亟需法治精神的培育

法治建设需要法治精神的支撑.当前我国农村法治精神的匮乏给农村法治建设带来了诸多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顺利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亟需法治精神的培育.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法治建设的基石——构建法治文化与提高公民素质

法治文化和公民意识的缺乏是影响法治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原因,因而,为推进法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必须要深入研究法治文化和公民素质。要正确把握法治文化和公民素质的内涵和基本要求,深刻认识构建法治文化与提高公民素质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要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转变观念,对公民进行启蒙教育,建设具有法治精神和公民意识的领导者,并坚持政府推进和民间自觉的路径,通过构建法治文化,不断提高公民素质。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