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侵权责任主体制度的重构探讨--法国行政法"过错区分"理论的启示

行政侵权责任主体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一过程透视出行政侵权主体制度的设置关涉几方利益的价值平衡。对公务人员的行政侵权责任设定对于保障依法行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法国行政侵权责任主体制度中独具特色的过错区分理论在强化公务人员行政侵权责任方面很有启示意义。     

处在十字路口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现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弊端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经费困难,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实施势必造成作为弥补法院经费不足重要补充的诉讼费收入大幅度减少,由此可能致使法院经费愈发捉襟见肘、雪上加霜.同时,这种严重依赖地方财政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也是造成法院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最主要体制性缺陷之一.改革现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预算制度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理性分析

为探讨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关键问题,提出其具体范畴应是着眼于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政治责任、纪律责任和道义责任追究的法律化,对法律责任的追究只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完善即可;通过立法明晰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是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重点;行政问责制法律化较为合适的途径应是完善行政组织法、完善有关监督行政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公务员法等。     

必须着力于提高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提高行政管理的有效性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和困惑 ,对行政管理的有效性提出了现实挑战。提高行政管理有效性必须重点致力于几个环节和步骤 ,即要着力于探寻行政管理的规律和方法 ,树立科学的效率观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降低组织与管理成本 ;严格控制行政经费 ,降低费用成本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降低执行成本等等     

公务人员检举内部贪腐行为的困境与超越

贪腐行为具有隐秘性、狡猾性和高度的犯罪黑数等特质,唯有通过知情的公务人员对其进行检举,才可能真正有效反腐。但欲检举贪腐的公务人员面临外部社会评价和内部行政伦理的困境,外部社会认为检举是告密,内部行政伦理要求公务人员对组织忠诚;以及检举后检举人可能面对更多的风险或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从培育新的检举文化、革新行政伦理、加强对检举人的保护以及建立检举人激励机制方面作出努力。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在分级分类管理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十三大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产物。它虽然曾经在一定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但却愈来愈暴露出许多弊病,主要是:(1)管理对象笼统庞杂,缺乏科学分类;(2)管理权限过分集     

当前推行公务员制度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我国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从总体上说还存在着体制上的弊端,这主要表现在:(1)“国家干部”的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的分类。我国“国家干部”队伍之庞杂为各国所罕见,达数千万之多,包括党务系统、立法、司法、行政、军事机关系统以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人员,可以说除了“群众”之外便是“干部”。单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称谓就有“行政人员”、“机关职工”、“公务人员”、“行政干部”等十余种。这些称谓重叠交叉,很不规范,使用十分混乱。(2)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相脱节。在党和国家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职责不明的现象,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至企事业单位、经济组织和群众团体都是靠党的组织系统来联结,再加上党内结构上的高度集权,因此,在干部人事决策方面形成了事无巨细、统统归集于党委,乃至集中于党的第一书记手中,使行政机关难以建立相对独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3)管理方式陈旧单一,阻碍了人才的成长和合理使用。长期以来,我们继续沿用战     

浅议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沿革与变迁

从历史的视角勾勒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脉络,总结了我国建国后不同历史阶段干部人事制度的特点;我国现行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我国现行公务员管理制度与传统人事制度及封建社会时期职官制度的差别,构建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科学、合理以及出口畅通的现代文官制度即公务员制度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使命。     

行政执法问题与对策

行政执法存在行政立法不统一，法律疏漏，执法追求经济收入，缺乏透明度，部分机关缺乏必要编制和经费，领导人员法治观念差等问题。推进依法行政，应当采取完善立法制度，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建立行政公开制度，保证必要的编制和经费，强化领导人员法治观念等措施。     

略论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阐述了近年来我国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中的混乱现象,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认为现行干部人事档案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其职能是强化政府对人的管理,其本质是人才资源的政府所有制,这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事档案社会所有制不相适应,指出提高干部人事档案的透明度是干部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     

西部大开发与政府管理创新

我国西部大开发面临新形势,现行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行为远远不能适应西部大开发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管理行为的创新。为此,应当学习和借鉴西方70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中取得的新公共政策管理、新公共行政管理和新公共管理的好经验。当然,学习和借鉴应当与我国国情结合,才能有效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行为创新。     

高校院系）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的思考

当前,全国各高校院（系）领导体制大多采用党政共同负责制,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一领导体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削弱了这一制度的运行效果。为此,迫切需要从建立科学的决策议事制度、发挥院（系）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处理党政关系等方面来积极探索实施这一体制的有效途径,并从领导班子结构、领导班子成员素质、运行环境保障等层面来构建一套支撑体系,确保这一制度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落实并高效运转。     

罗马行省建立的历史动因

从公元前 2 4 1年罗马第一个行省———西西里行省的建立到公元 4 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罗马在广袤的地中海区域实施行省统治长达七百余年 ,对罗马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罗马向地中海区域扩张的过程 ,探究罗马行省建立的历史动因 ,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罗马行省的建立是其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必然结果     

广东部分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情况、问题和建议

通过对部分广东高校廉政建设进行调研,分析了高校廉政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发现近年来高校反腐倡廉建设责任体系基本建立,廉政制度建设进程明显加快,反腐倡廉教育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同时,也存在制度体系建设缺位,廉政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查办案件工作力度不够等问题。建议进一步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加大惩处力度,加强廉政教育的针对性和效果,推到高校党风廉政建设。     

论传统伦理对传统行政管理的消极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具有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明显特征。它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内容、德治为核心的完整的价值体系 ,由于我国传统伦理由家庭伦理化育而来 ,又扩大为政治伦理 ,因而我国传统伦理对传统行政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伦理政治、政治伦理使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道德化 ,它不仅使传统的行政管理缺乏科学性、稳定性 ,同时影响了传统行政管理的公正与效率 ,极大地牵制了传统行政管理的发展     

高校院（系）党政领导共同负责制初探

长期以来,与高校院（系）领导体制相关的规定没有得以明确,使得高校院（系）一级党政组织存在职责不清、各行其是的状况。1999年江苏省委教育工委率先提出高校院（系）党政领导共同负责制,明确指出院（系）工作由院（系）党组织和行政共同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苏省高校院（系）基层组织建设的加强。共同负责制要求院（系）党政领导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建立与之配套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以保证党政班子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行政文化创新与行政生态优化

行政文化系统与行政生态系统存在着互动关系。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透视,行政文化是有效促使行政系统内部高效整合的"凝聚剂",也是引导行政系统自身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因而,行政文化的创新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村级治理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与改革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村级治理的基本制度。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村级治理模式遇到了诸多困难,如党和政府在村级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有待调整;村级财政困难,无法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村级治理不规范,制度化水平较低;村民在村级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弱化等。为走出困境,应重新定位党和政府在村级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因地制宜,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探索村级治理的多元化模式。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需求

世界落后地区开发实践表明,法律制度提供了经济发展和生态重建的保证。多年来,生态环境法制建设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重建,使生态环境趋于稳定。但生态环境脆弱的状态依然没有改变,呈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通过考察表明,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明显不足,进行法律制度创新是我们的必然选择。而相关法律制度创新的主要方面是注重运用经济手段,改变“法律靠市场、环境靠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原则,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转化政府的行政强制性治理模式;完善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和加强执法监督。     

解读官僚制“悖论”与中国的抉择

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众多问题。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笔者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摈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在反思官僚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