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调整对象的探讨

环境法调整对象是否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传统的法律调整对象理论的局限性,分析了新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对环境法的影响,并指出环境法应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伦理之争与我国环境法的伦理抉择

正如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传统人类文明是以"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西方学者最先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质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浮出水面,两者在伦理学界展开了争论,并对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环境伦理与环境立法

纵观古今环境伦理与环境立法,可以得出自然中心主义是环境立法的伦理基础的结论。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准则,它无权干涉自然,也无权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律能做的只是约束人类,尊重自然。     

论环境伦理价值意义的哲学指向

环境伦理的取向与追求是确立一种境界,其价值意义的哲学指向通过人的精神表达的最高层级的反思方式来不断拓新理解人的本性的境域。实践活动形上关怀指向、关注未来人类生存命运指向、为人与自然和谐提供内在动力指向是对环境伦理价值意义的哲学指向进行探究的三个方面。     

环境伦理的时代价值与中国环境伦理体系的构建思考

当代环境伦理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在价值上存在着一致性。立足科学发展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际,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环境伦理的各个流派,实现环境伦理的观念和理论创新,突出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构建中国环境伦理体系,为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环境理论支撑。     

从立法目的看我国环境法的进一步完善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它既是指导我国健康发展的理论,也是使环境法制建设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环境法应当承担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任务,把完成这一任务作为立法目的。接受和谐目的论就应对环境行为、环境损害、环境影响程度等努力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调整。     

对商谈伦理价值的再审视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希望通过交往双方真实、真诚和正当的商谈途径,为道德共识寻求到一个规范性的前提。商谈伦理学为谋求道德共识所作的探索,对于解决价值多元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实现社会有机整合富有启示意义;但商谈伦理低估了交往的社会构成和它所受到的社会限制,把型构伦理共识的使命完全托付给语言,指望凭借语言就能"包打天下",有明显夸大了语言作用的嫌疑。     

论环境伦理的基础

本文分析了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基础问题的解决方式,主张根据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来解决环境伦理的基础问题。环境伦理是人在实践中确立的人和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是通过环境显现和确证的人的伦理,是以环境为中介的人际伦理的观点。环境伦理学的实质是要重建人和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并为人确立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论环境法的效率观--树立新的环境效率价值

环境问题之产生,是市场经济体制、市民社会理论和私法自治原则等经济、法律、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效率价值即财富增长的最大化的结果.环境法自产生之初,它便以防止和克服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不利环境影响为己任,保护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可以说环境法现象的出现乃是对传统法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挑战,它的使命即在于维持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勇士般地向传统的效率价值提出挑战,向单纯的现代宏观经济效率观提出挑战.它强烈要求树立自己独有的价值观--环境效率观.经济效率环境效率对人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是至关重要,不可偏废的.在全社会树立起这种认识,有助于个人在理性地追逐经济效率的同时,理性地去看待经济与环境的之间的关系.环境法作为大自然的保护神,更要确立环境效率价值,并通过-整套亲近大自然的制度和规则的制定执行保证环境效率价值的实现.     

财富的伦理价值

财富的本质是对象化了的人类剩余劳动,它不仅具有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worth),同时也具有能够满足人们伦理需求的伦理价值(value).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财富首先作为使用价值而存在,此外,它还具有承载、表达、建构人们之间各种伦理情感和伦理关系的伦理功能,这是因为:财富的创造、分配和使用过程同时是表现和形成人们之间各种伦理情感和伦理关系的过程,也是表现和形成人们的各种伦理观念的过程.     

生育补偿的伦理审视

妇女是人口再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她既是实现人类"自身生命的生产"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他人生命的生产"的重要力量.对妇女在人口生育中所作出的努力和奉献给予应有的价值评价和社会补偿,这是生育伦理学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伦理问题.     

自然的权利与环境法的伦理选择

环境伦理的突出功能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上。从法学的视角并以“权利”作为文本来分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的权利”上存在重大的理论分歧,在理论上应当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权利”进行环境法的伦理定位,自然的权利是环境法的伦理基础,是环境法变革的关键。     

论环境伦理背景下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发展中的我国而言,要治理和保护环境,归根到底是要改变传统的观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环境危机的背景下,明确人类只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建立在环境伦理观念上的可持续发展,抓住了人类无限发展的需求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一尖锐矛盾,把人与环境视为同一个发展系统,不仅重视人的生存与发展,也重视环境对人类的支撑与服务价值,是谋求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社会进步的绿色发展观。     

试论网络行为法的伦理目的

网络行为立法不仅要符合立法的原则,也要符合网络伦理的要求。分析网络行为及其特点,探究网络行为的伦理控制与立法控制的利弊及相互关系,阐明网络行为立法应当明确网络“能够”与“应当”的关系、网络个体化与群体性的关系、网络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网络信息共享与信息所有的关系,以体现网络行为立法的伦理目的。     

环境伦理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当人们将自然环境引入人类社会的伦理建构时,伦理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种能够超越于传统的伦理理念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会不会只是在自然环境的层面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是当代环境伦理遭遇的一个理论难题。要解答这一难题,首先要回到伦理的原点,即道德形而上学去寻找环境伦理的基本内核;其次,则要借助于后现代中的他者与责任的理念实现对传统道德形而上学的超越;最终,环境伦理将在一种伦理转向的维度上实现其现实的合理性,乃至成为生态文明的核心伦理观念。沿袭这样一种思考向路,才能看到环境伦理的真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环境进入伦理”与伦理世界观的改变

深层生态学的原则表明,“环境进入伦理”展现为伦理世界观之转变。我们从黑格尔“伦理世界观”的扩展释读中看到：“伦理觉悟”是对道德主观性的扬弃;而伦理世界的“设定的和谐”展现为人类史与自然史在文明演进中的伦理觉悟;伦理世界观落实到伦理行为,就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现实生态。“环境进入伦理”展开了以自然为基础的承认关系,它要求一种生态觉悟,并以生态自然与伦理的“设定的和谐”为中介来构建各种形式的主体间承认关系,是在当代人类处境中,通过重新检讨各种类型的伦理承认关系,重建文明与自然之融合的伦理世界观。“遵循环境伦理”,是“环境进入伦理”的文明进程或文明觉悟通过伦理行为所要完成的伦理世界观之转变的关键,是其伦理客观意志的体现。     

试论环境法与经济法的不同

环境法与经济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部门,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环境法与经济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调整目的、指导思想四个方面存在显著不同。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环境社会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调制关系;调整方法的最大不同在于环境法调整方法所体现出的"生态性"以及经济法调整方法所体现的"包容性";环境法追求的是与环境相关的环境安全与环境正义,而经济法追求的是与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相关的经济安全和经济正义;环境法的指导思想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指导思想是均衡发展。     

发展伦理学:审视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

经济发展不只是一种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需要从伦理学的角度加以审视的多因素、多层面的社会现象。经济发展作为人类有目的性的活动总是体现着这样或那样的价值取向 ,不管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多么复杂,规范伦理学对经济发展的审视必定要求它的总目标和最终是否合理的标准应是人类整体（个人的各个方面和人类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全面提升和发展。     

民间组织的伦理价值诉求

民间组织是具有公益性、志愿性、民主性、非营利性等鲜明伦理属性的社会自治组织,推进人道与公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政府善治、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是民间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伦理价值诉求,道德教化、道德约束、道德倡议、道德激励与惩戒是民间组织实现其伦理价值诉求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