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禹贡》"织贝"考

《尚书·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其所记扬州土贡“织贝”本是产自海南岛的木棉织品,与《后汉书》中的“广幅布”实为一类。我国木棉早在先秦时期即从印度传入,记音“吉贝”,文献又常省称“贝”,“织贝”就是织木棉成布之意,织为动词,贝为吉贝省称,久之,织贝又用为名词,指代当地以木棉(贝)为原料的布。至今海南岛仍有织贝、吉贝的叫法,印证了海南岛悠久的木棉纺织历史。考之文献,《禹贡》中扬州南海卉服之岛夷就是海南岛的原住民,也为织贝出海南增添了证据。     

"中国"和"印度"

中国和印度,两大东方文明古国,在古代世界历史发展中极具影响,逐渐地,名称固定为“中国”和“印度”,今天亦然。但在历史上,曾经有称印度为“中国”、称中国为“印度”的情况,相形之下,诚是趣事。东晋的《法显传》屡屡提到“中国”,其中一处说:“度河便到乌苌国,乌苌国是正北天竺也,尽作中天竺语(原注: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章巽《法显传校注》,第33页,原标点未将原注抉出,现改正)所谓“所谓”者,包括“北天竺”在内的印度地区所谓也,可见在印度语言中有称中天竺为“中国”的。又有两处分别说:“从是(摩头罗)以南…     

"月体纳甲"说考

本文通过资料考证 ,证明“月体纳甲”之说 ,绝非始于东汉。殷末周初“一月四分之术”与“月体纳甲”之说的完全相同以及与《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存有“月体纳甲”说踪影的互证 ,说明“月体纳甲”之说在殷末周初已经存在。而后在西汉孟喜、京房易和《易纬》中亦有“月体纳甲”说的记载 ,说明东汉人的“月体纳甲”之说 ,必承自于前 ,而非其所自造。     

陈琳墓考辨

唐温庭筠有《过陈琳墓》诗,称“陈琳墓在今江苏邳县”,不确。虽然,陈墓在邳志乘也有记载,《大清一统志》称:“魏陈琳墓在邳州界。”《咸丰邳州志》载:“陈琳墓,在旧城,见《元丰九域志》。”但现在旧城却无任何遗迹或有关传说。《邳州志》也未敢肯定,故在“陈琳墓在旧城”加上“今无考”的按语。清顾嗣立撰《温飞卿诗集笺注》亦曾提及此事。据《三国志·魏书》,陈琳为“广陵人”,《嘉靖维扬志》、《康熙宝应县志》和《乾隆盐城县志》均称为“广陵射阳人”,即今扬州宝应县射阳镇。此镇不仅为陈琳出生之地,亦为其埋骨之所。据《嘉靖维扬志·公…     

论伊尹

伊尹是我国历代人们争相传颂的商代开国贤相。几千年来,人们关于伊尹如何辅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问题,如何以立德为治国之本问题,其志如何影响后世问题等,记载零乱,甚至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对此,试加论述。一、伊尹确有其人“伊尹”二字,在甲骨文中屡见不鲜。有称伊尹为“黄尹”的,郭沫若释称“黄尹”即“阿衡伊尹”之意;有称“寅尹”的,古读“寅”亦如“伊”;有称“伊(?)”或单称“伊”的。据《甲骨文编》卷八·一第三四○页记载:“甲五六四伊尹,甲七四四伊,甲八二八伊(?)即伊尹之别称”等共二十三处。又据《王国维遗书》第二册《观堂集林》卷九史林一第十页记     

也谈《锦瑟》

王渔洋说过:“一篇《锦瑟》解人难”。对李商隐《锦瑟》诗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是悼亡之作,如朱彝尊、冯浩等;另一种认为是自伤身世之作,如何焯、宋于庭等。此外,还有种种解释:有的认为“锦瑟”是令狐楚之妾(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三);有的认为“锦瑟”是当时某贵人的爱姬(见刘攽《中山诗话》);还有的认为是专咏“锦瑟”这种乐器的,并说锦瑟之声是适、怨、清、和的(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二十二)。近年来,有关论著。对于《锦瑟》一诗的意见也基本上未脱离“悼亡”、“自伤身世”这两说的范围。我们认     

“中庸”的变通性

“中庸”为儒门称道的至德,《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中,明言“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后儒就此多所发挥;近现代学者对此亦很重视,然论述不一,或以为符合辩证法,或以为是形而上学。近来胡念耕先生有《孔子“中庸”新解》(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综诸说、考字义,有新解,认为孔子推崇的“中庸”,其真实涵义为“遵循周礼准则奉劳不已。”从孔子的道德伦理学说意义上看,此说颇为合理。然就哲学意义上,特别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孔子讲“中庸”似有更深刻的内涵。兹试论之。 “中庸”之“中”,在金文中的意义,郭沫若说有“中心”、“圆心”之意,做为动词有“命中”之意(见《金文诂林》卷一328页引)。这是很对的。按《说文》及王筠、唐兰、王国维等诸说(见胡念耕文所引)皆有合于郭说处,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亦然。朱熹言“中只是个恰好道理”,尤其有理。至今河南方言称对、称好、表赞同,亦说“中!”正是此意。 “中庸”之“庸”,《说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庚为更事,即改事;更者,改也。庚又有续义,赓从庚,赓续即继续(胡念耕文亦有详论)。墉字从庸,墉即古代城市四门外之延伸的建筑,     

“狼狈”别释

认为“狼狈”之狼即豺狼,狈为狼的一种,并由二物的“生话习性”而引伸出“猝遽”的义项。此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至后世影响深远。朱起凤的《辞通》即采此说;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亦主此说,云:“狼狈,二兽相附而行,离则颠仆,故以为颠蹶困顿之喻,引申为颠倒失措、悽惶之意。”近见丁忱等同志编的《趣味字词故事》(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更将此演绎成一则故事。今案:以上说法实属牵强附会。比喻彼此勾结之义的“狼狈”,与作匆遽及困顿讲的“狼狈”,实际上是同音、同形的两个词,它们不但义项不同,而且来源不同、构词法亦不同,不应混为一谈.“狼狈”一词在古代有多种写法,如“狼贝”:狼贝不知所向。(《后汉书·任光传》)     

传的源流和演变

许慎《说文解字》说:“传,也遽,从人专声”,又说“传也遽”,以两字为互训。段玉裁引《周礼》《左传》等古书的注解,说“传”和遽最初都是指驿车、驿马,即古代用来传送文书、接送官员的车马。段注又说:“文书亦谓之传”。写作文书、形诸文字,目的是便于留传、传播。所以:“传”字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可以引伸出留传、传播方面的意思。正如段玉裁所说的:“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也正是因为“传”有这个引伸义,所以古人著书以留传某人功德、事迹,或记载其过失,以利后人鉴戒;或者解说经义,以利其传播,统名之曰“传”。 “传”作为文体而言,最早的当是指那种解说经义的文字。梁朝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说:“……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     

《吴子》小考

<正> 《吴子》是战国时吴起的兵书,收为《武经七书》之一。明代姚际恒、清代姚鼎都考定为“伪书”,使后学者多不敢用。宋代胡应麟曾说:“《吴子》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编,非后世伪作也。”(《四部正譌》)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理由如下: 一,今本《吴子》的内容和汉代所见古籍中记载吴起的史料相符。《史记》《儒林外传》均载吴起曾受业于曾子或子夏,受过儒家影响。《吴子》中说到治     

张绶创作《德山留题》考

《德山留题》,亦题《游德山》,又作《善德山二首》.从明代开始,文献记载皆称此诗为周必大所作.香港大学詹杭伦教授提出异议,认为很可能是张松兑作.清同治《武陵县志》引文中称是“张绶”作,但与其记载存在矛盾.由该书的线索,可以推断“张绶”作的说法出自明代龙膺《常德府志》.结合旁证,“张绶作”可以成立,而“张松兑作”,找不到任何文献支撑.     

狱讼辨析

诉讼,在先秦典籍中一般称为“狱讼”或“讼狱”,亦有单称“狱”或“讼”的。 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法制史著作中,多以《周礼·秋官·司寇》中所说的“讼”为民事,以“狱”为刑事,藉以区别西周时代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活动。如有的著作在谈到“西周的司法制度”时说:“民事案件原、被告双方都要到庭,并缴纳‘束矢’(一百支箭)作为保证,败诉     

大徐本《说文》未释之亦声字

某个部件既表义又标音的合体字叫亦声字.许慎的“亦声说”是对“六书”理论的完善和补充,它为“右文说”的提出和“因声求义”训诂方法的确立以及现代同源词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明确解释了222个亦声字,但还有更多的亦声字并没有明确解释.分析这些未明释的亦声字对于促进“六书”理论和同源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说文》亦声字而未明释的原因或是许氏故意省称,或因徐铉对原本《说文》的误改,或因许慎囿于字形而产生的对字义的误解.     

罗隐生卒年小考

对于罗隐的生卒年 ,史料记载也有分歧。宋薛居正《旧五代史·梁书》卷二十四 (列传十四 )载 :“年八十余 ,终于钱塘。”计有功《唐诗纪事》也云 :“年八十余 ,终余杭。”《吴越备史》卷一、《浙江新城县志》卷十四“人物传”、《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八“文苑”中则称罗隐“卒年七十七”。《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华书局 1992年版 )“罗隐”篇中注明其生卒之年为“833～ 910”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亦如此标注。然而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 196 3年版 )、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十里一乡”和“十里一亭”——秦汉乡、亭、里关系的决断

《汉书·百官公卿表》关于乡、亭、里的记载是: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按《后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记载计算,如果真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则一乡为万户,这就与《百官公卿表》本身“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的记载相矛盾。早在一九五四年,王毓铨先生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中就指出,十亭一乡“不是原误,便是后人的窜改,原文     

初唐诗杂考(三十七)

武后幸龙门时间考《唐诗纪事》卷十一“宋之问”条载：“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两《唐书》宋之问《本传》亦有类似记载。以此“夺锦”一事便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坛...     

罗隐里居小考

罗隐是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 ,但有关他的资料并不很多。其里居为哪里 ,史料记载颇为混乱 ,说法有如下几种 :1 新城人 ,沈崧《罗给事墓志》曰 :“家本新城 ,地临浙水。”《十国春秋》卷八十四《罗隐列传》载 :“罗隐 ,字昭谏 ,新城人也 ,后改新城为新登 ,亦为新登县人。”《浙江新城县志》亦作新城人 ,卷十四“人物传”中列罗隐名 ,且有“唐末新城鼍江桓有二气 ,昼夜不灭 ,至隐与杜建徽生 ,二气不复见”的记载。康熙年间刊印的《罗昭谏集》亦记为新城人。2 新登人。《吴越备史》卷一《罗隐本传》记作“新登县人”。清代渔洋山人的《五代诗话…     

扁鹊墓考辨

战国时民间名医扁鹊死后埋在哪里?《酉阳杂俎》说:“卢城以东,有扁鹊冢”;《河间府志》说“扁鹊墓在任邱鄚城东北”;《明一统志》、《张德府志》说“扁鹊墓在汤阴伏道”;《陕西通志》说“神医扁鹊墓,在临潼县东北二十里”;此外,山西虞乡县东十四里古市镇、山东长清县鹊山和陕西城固县亦均有扁鹊墓。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但详加考证,以《陕西通志》记载,即扁鹊葬于陕西骊山北麓戏水河东岸的可能性较大。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

《汉书》记载西汉中垒校尉拥有“外掌西域”职权,后世学者对此却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西域”当为“西城”或“四城(门)”之误。但详查史书,未能见到证明中垒校尉掌“西城”或“四城(门)”的确凿史料。随着近些年西汉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班固关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记载得到了证实。     

《西厢记》称《春秋》考

称《西厢记》为《崔氏春秋》,明代中叶李开先在词谑》一书中有所记载: 尹太学士直望见书铺标贴有《崔氏春秋》,笑曰:“吾止知《吕氏春秋》,乃崔氏亦有《春秋》乎?”亟买一册,至家读之,始知为崔莺莺事。这虽是尹士直的亲身经历,由李开先记述成文,终觉难说是第一手材料,好在今存万历初元徐士范刊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卷首有程巨源序文,迳题曰:《崔氏春秋序》。可见当时不仅书铺如此标贴,刊本亦如此标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