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甘露”年号考辨

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甘露”年号考辨吴震“甘露”纪年写经题记引人注目，前人早有论及，然诸说皆与史实牾。今试为考辨。一、“甘露”纪年写本与前人比拟之失误本文将要探讨的“甘露”纪年写本佛经，据目前所知先后出有两件：甲件《譬喻经·出广演品、出地狱品》残卷（...     

惊破红楼梦里心

蔡京《咏子规》一诗中有两句说:“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第二句恰好嵌入了《红楼梦》书名三个字,被红学家引为谈资.曹雪芹能诗善画,对唐诗十分谙熟,据说,他的诗作属于以韩愈、李贺、卢仝等人为代表的险怪一派.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近似于唐诗的隐喻、境界或情节.卢仝在《与马异结交诗》中,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神话故事.大意说:“神农氏画八卦凿破了天,伏牺氏的妻子女娲便炼石补天,补了三天便不回婆家去了,而是跪到月亮里去放老鸦,养虾蟆.天公一怒之下,把她化为龙蛇.神农氏急了,便合药想救女娲.天公又罚神农氏去拉“元气车”.结果天地之“元气”中了药毒,降世生为马异.这个马异在世上,就象是“千岁万岁枯松枝,半折半残压山谷.”而卢仝与马异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是“白玉璞里凿出相思心,黄     

论文体革新潮流与元和诗风

走出大历时代委琐靡顿的精神氛围与回旋过渡的文学性态,以政治图变为刺激机因的元和诗坛,变革性也就构成其最根本的表现特征。明人许学夷尝言“大历以后,五七言古、律之诗,流于委靡,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诗源辩体》),而这种以时代精神为外在激素的文学“大变”一旦形成,在诗人创作积累与心理积淀中成熟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也就不因产生它的母体——特定的时代特征的改变而改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     

五斗米道与五斗米

东汉末的五斗米道,入道者要交纳五斗米。张炳耀同志在《试论张鲁及其致权性质》一文中说,这“反映了以张陵祖孙为首的五斗米道首领们的地主阶级贪婪剥削本质”。我认为不是这样。五斗米道征收五斗米的道费,在道家经典中是有它的理论根据的。《抱朴子》说:“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上元宝经》说:“服五石,镇五脏不坏。”《化胡经》说:“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时,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饮长生。中古以来,天生五气,地出五味,食之延年。     

年楚河

年楚河意为“尝味水”。相传莲花生大师所持盛甘露的宝瓶寄放在宁金岗桑雪山处。此后，甘露水就不断从雪山流下，让人们品尝，故名“年楚”，亦称“酿曲”、“娘曲”、“年曲”、“年善”、“年曲河”、“羊曲河”，     

道教文化与唐代茶诗

道教文化对唐代茶诗的影响是李白发其端，皎然为中继，到卢仝达到了顶峰，其间是道教文化所强调的服食作用被逐渐放大的过程。道教的丹道通过对茶道的影响也渗透到唐代茶诗的创作过程中，它对唐代茶诗的取材和造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卢仝之后，道教文化对茶诗创作的影响逐渐减弱，这是道教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浅谈张祜的山水寺庙题咏诗

浅谈张祜的山水寺庙题咏诗吴在庆唐代著名诗人张祜一生坎坷不遇，久游江湖，行这几遍大江南北。他“喜游山而多苦吟，凡历僧寺，往往题咏……如杭之灵隐、苏之灵岩、楞伽，常之惠山、善卷，润之甘露、招隐，皆有佳作”，①留下了许多题咏山水寺庙的诗作。它们诚如陈继儒所...     

试论卢仝诗歌的平淡美

<正>中唐韩愈、孟郊等会聚洛阳,互相唱和,写出了一批险怪诗作,形成了韩孟诗派。作为韩孟诗派的一员,卢仝作诗与韩孟等人一样求奇求怪。诗人于《有所思》中所描述的美好情趣,让读者看到善以险怪之笔作诗的诗人,其感情的倾向,却以朴拙雄浑为主,其诗风除险怪以外,尚有平     

韩愈分司东都与韩孟诗歌唱和群体的形成

文人分司东都对文学创作及洛阳诗歌唱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唐诗人韩愈分司东都期间,在洛阳任职或居住的孟郊、卢仝等人与之进行了较多的诗歌酬赠唱和。同时,洛阳便利的交通条件、韩愈在文坛的影响及其喜欢奖掖后进的作风也吸引了贾岛、刘叉、李贺等人。诸多诗人在此会聚,促进了韩孟唱和群体的形成,并在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唐肃宗时期宰相政治探微

唐肃宗朝的宰相政治具有人数多且更替频繁的显著特点。造成这种特点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肃宗即位前曾遭受权相的政治迫害 ,故即位后便始终抱有防止宰相专权的指导思想 ,并采取了种种限制和削弱相权的措施。而这些措施的实行 ,虽然杜绝了宰相专权 ,但客观上又导致了宰相内部纷争不断、行政效率低下以及宦官专权乱政等新的政治弊端 ,从而给当时“安史之乱”的平定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尽性至命之学"——阳明子生死智慧探微

本文主要探讨王阳明的生死智慧,并进而指出其现代意义。认为,阳明子以"尽性至命之学"来超越"生死之念",包括"惧死恋生之念"和"求死解脱之念",从而大悟"良知"之旨,实现了"昼夜生死"之体知;阳明子还以"死得其所"为生死践履,既要求人们为道义、事业而勇于献身,又要求人们应该保身全生(性),不要为取外物而伤身害命。阳明子的生死智慧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     

知生知死知我——"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简论

“生”与“死”是孔子学说中没有明言的问题,通过遮诠的表述,孔子表达了对“生”、“死”问题上采用对象化把握方式的反对。孔子对“知生”与“知死”割裂表诠,意在通过不可言说的言说,达到对“知生”与“知死”本是同一过程的领悟。在此领悟中,此在退回到本真能在。知生即为知死,知死即为知我。     

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

戈麦是新时期以来自杀的青年诗人之一。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是戈麦走向自杀的主要动力;与“现实”的疏离使他成为一个“厌世者”,他生活在语言的乌托邦之中,颠倒了现实与梦幻的关系,孤独、焦虑、幻想、封闭成为其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浓郁的死亡意识,死亡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成为他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     

苦命天子的好命老师——简论咸丰帝师杜受田

咸丰帝师杜受田在朝政中建树不多,不为人所熟知,死后却获得清代文臣中地位最高的谥号"文正".这并非偶然,其人一生在"生"、"试"、"事"、"逝"等环节上,其实皆有成就其地位的重要因素,这应为我们所注意.     

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少年时代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过早地承受着疾病、死亡的沉重压力 ,他对于人生的第一感觉就是人性的冷酷与残忍。在当铺与药铺之间 ,鲁迅成为“示众”的材料 ,并形成“示众 /吃人”情结。这一心理情结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 ,并促成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佛经与李贽思想之启蒙

李贽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就被引入心学之门,而其思想的真正启蒙则是在"大衰欲死"苦读佛经之时。李贽何时苦读佛经?曾读那些佛典?佛典到底给予李贽那些影响,使他茅塞顿开、窥见生死学问之源光点,从而走向学佛一路,成就了狂禅李贽。这不仅是明代思想史上需认真探究的问题,也是明代文学史特别是明代文学编年史上需敲定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问题。经研究可知,李贽思想的真正启蒙是在姚安鸡足山"翻阅贝经"的明万历六至八年;所读佛经为《坛经》、《般若经》、《心经》、《楞伽经》、《法华经》和《金刚经》等,信奉"有为教"与"净土宗",最终悟透因缘法,形成真空观,不仅从学理上明白了"生死大学问"的根本,而且找到了求得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方法与途径。同时,奠定了其后来"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和"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非权威思想的基础。     

乌什事变述论

本文概述了乌什事变的原因、过程 ,分析了这次事变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