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殷海光的史学思想——兼与许冠三先生商榷

许冠三先生曾在《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对殷海光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分析．并且从正反两方面对殷氏做了评价。本文依托殷氏各个时期的思想为理论背景．主要针对许先生将殷氏史学思想的诸多疏漏归于“科学迷信”之说，进行商榷与探讨，试图说明作为“历史科学化”运动的先知与开创者，各种思想在殷氏那里还尚未僵化，而是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所兼顾。通过这一商榷和探讨，旨在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把握殷氏的史学思想．并借此加强对史学思想的两重性的重视，从而较为合理地平衡史学研究的两种进路。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演进中的地位与价值

晚清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商榷型专文多出自史学精英之手,它塑造了晚清史学批评史的主要脉络,引领了史学革命的风潮。史书广告在商业宣传之下仍透露出较强的史学批评信息,是史学常识与史学思想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延伸与扩张,更是一座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库。新书评介的第一属性是学术批判。晚清报刊设置这一栏目,使得新书评介跻身于和经济、学术、教育、军事诸栏目平等的序列,为史学批评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舆论空间。报刊凝聚了清末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史学争鸣的平台;还加快了史学批评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批评者相互回应的周期,同时也为史学批评印上了清晰的时间印迹。     

秦史学与法家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秦史学(包括秦代以及统一之前的秦国史学)总体而言不够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秦人在历史观方面则具有"时变世异"、"今胜于古"乃至"厚今薄古"等思想。秦史学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形成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论严复思想之现代性

在众多关于严复思想的研究中,把严复看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已成为众人的共识。有些研究者认为,既然严复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那么其思想就必然是近代的而非现代的,更有甚者认为严复的思想对今天来说已经过时。本文认为严复思想不仅是近代的,更具有现代性,简单地根据史学模式评判分析严复思想,而忽略其实质内容为其定性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古代治史修养思想论略

治史者的史学修养关系到史学著作的可信程度和质量高低,因此,备受历代史学家关注.孔子提出"书法不隐",成为古代史学修养思想萌芽的标志.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秉笔直书成为著史的笔法和史家的道德信念.唐代刘知几的"三长论"明确了史学修养的范畴,初步建构了治史修养理论体系.元明时期,治史修养思想进一步完善,"正心说"和"二善说"成为清代"史德论"的思想先导.章学诚是集大成者,首次提出"史德"范畴,确立"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良史评价标准,提出养心术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治史素养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关于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现状的调查——问卷设计与研究分析

20 0 1年 2月深圳市委宣传部发起了题为“青春与古老对话”的全国范围内青少年掌握史学知识状况的调查。本文对这个调查的问卷设计的思想与得失提出了看法 ,对研究报告进行了评价与商榷 ,肯定了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 ,也指出其问题与不是。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李大钊对史学价值的思考

李大钊对史学价值的思考,是他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与人生、史学与国家、史学与治学三个维度探讨了史学的价值,从而大大地拓宽了传统史学的价值。在李大钊看来,史学不仅能提高人生修养、端正人生态度、规划人生道路、领悟人生真谛,而且它还是激发爱国情感的源泉、“感奋兴起”的“救国学术”、制定革命策略的依据。同时,李大钊认为史学能训练治学者的思维和技能,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能培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思想,培养求真务实、严谨周全的学风．培育融汇古今、贯通中外的学识。回顾和探讨李大钊的史学价值观对当代弘扬党重史、读史和鉴史的优良传统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一套奠定史学新学科的扛鼎之作--读吴怀祺先生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本世纪近 3年 ,黄山书社两批推出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博导吴怀祺教授主编的1 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大书 ,读后获益匪浅。它的出版是学术界一件值得推崇、讨论的大喜事。首先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一部开拓性学术大书　　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汇成世界史学中最广袤浩瀚的史海 ,而历代中国史学思想始终是中国史学的灵魂 ,是一门底蕴最富厚最精萃的中国史学分支学科。由于它难度大 ,涉及面广 ,问题错综复杂 ,千百年来 ,中国一直没有学者对它进行过系统地研究和认真地总结 ,更谈不上建立这一分支学科 ,也谈不上出版一套完整的史学思想通…     

"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成果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传播热潮的时代特点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20世纪后半叶史学社会功能探讨的得与失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史学社会功能的探讨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初步探讨;第二时期:"文革"结束后的冷静反思;第三时期:"史学危机"刺激下的全面探讨.其中的收获与挫折,反映出史学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社会所作出的积极回应,从而又突显出史学的现实性与社会性.     

黄宗羲史学初探

迄今为止，学术界比较注重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研究，将其视为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斗士，而对其丰富的史学思想却几无论及。其实，黄宗羲还是清代浙东史学派的创始人。本文从史学思想和史料观两方面对其史学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黄宗羲倡导的经世思想、民族思想及对史料观点的阐发均有独到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重大影响，在清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

一百多年来,人类对思维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思维研究为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所普遍重视.加强对历史思维的探讨对于深化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振兴民族文化、推进新世纪的史学,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思维的高度上进行思考.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思维是深邃和有特色的,如观察、研究历史的天人联系的整体系统思维、观察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以及在学术上的融汇百家以"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和治史的类例思维等.从思维的高度对民族史学进行总结,进而开展中外史学比较及跨文化的史学研究,从中可以充分彰显出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