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市民的宗教信仰

中国古代市民以积极入世和注重实用的宗教态度，给传统宗教信仰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给各路神灵注入市民的精神和意志，从而创造出属于下层民众的宗教文化奇观。     

宝卷与道教

道教最根本的特点是把深奥的哲理与炼养的实践活动融为一体 ,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的宝卷深受这种特点的影响 ,逐渐成为道教影响下层民众的中介物之一 ;道教与民间宗教在炼养思想上同中有异。     

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

通过对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较东南落后的北方下层民众涉及商业行为的观念进行初步考察说明:中国下层民众的伦理观念体系与近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之间并没有任何严重的障碍,而儒家思想与商业伦理之间反而存在严重的紧张。对于下层民众说来,卷入商业活动只是条件问题,而对于严肃的儒家人物则是自我变异的问题。韦伯主义的方式因为对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关系,乃至对中国社会多样化特征的误解而不可能回答传统中国商品经济没有自行转为近代形态的原因问题,也不能恰当地回答中国宗教文化伦理的特点问题。     

近代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输出问题——以外交官陈季同为例

文学的发展需要交流,只有交流,才能增进传播。近代中国社会遭遇列强欺凌,文化发展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我国近代社会的文化输出以陈季同等外交官的相关努力为典型,他们身在异域,心系故国,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思想与中国文化。他们特别关注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民族传统与民间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倾向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呼号与庄严的使命感。陈季同最早向欧洲社会系统介绍中国风俗生活与民间文学,将神话传说中的历史时期称作"传疑时代",其民间文学思想理论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国家、民众与佛教：西夏崇佛的历史心理探析

从施印佛经发愿文、西夏佛教政策等方面探析西夏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不同历史心理。分析认为,西夏崇佛的推动因素有二：一是上层统治贵族的政治性提倡,二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化信仰;分析还认为,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心理有异同：相同之处是作为自然人都有虔诚礼佛、解脱现世苦厄的个体性宗教愿望;不同之处在于统治群体愿望的政治意味较浓,着眼于统治范围的整体,而下层民众愿望的生活味道较重,集中于摆脱自身生存困境。分析结果表明,西夏佛教的兴盛源于西夏两个阶层不同心理诉求的共同推动。     

近代中国政治中的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论略

民间宗教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共有或相通的宗教情感与心理 ,秘密结社是清中叶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间社会团体。它们在近代社会历史事件中有各种突出表现。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关系就十分密切 ,宗教与社会政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任何民间的民众的群体活动 ,尽管表现形式上有秘密结社的方式 ,但宗教无一例外不是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而发挥作用。     

墨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

墨子作为下层民众的代言人,用丰富的思想构建了一个“和平济世”的理想社会。挖掘墨子思想,寻找与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点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巨大的现代价值。     

韩太湖论

韩太湖是明代著名的民间宗教家。在他短暂的宗教生涯中,以其超人的胆识和能力,为信仰主义领域增添了耀眼的光彩,对明末以来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的结构与特点——《龙华宝经》新探

《龙华宝经》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宗教的重要经典。本文从民间宗教或民众神学的观点,立足于当时中国民众的世界观,对该部经典的宗教思想加以深入研究,系统地分析这一文献中所蕴含的的宗教文化思想。     

评《民国山东教门史》

秘密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作为下层群众的集合体而存在着，在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民国以来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有学者就曾认为：“民间类宗教组织一旦在民众中建立了社会基础，并进而形成广泛的包容能力和深入的动员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乡村建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建设,边区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的社会陋习被新的社会风俗所取代;乡村社会保障系统初步建立;＂二流子＂得到全面改造。边区的新乡村建设取得了成功,对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可提供经验教训和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研究

一项制度的变迁必须满足制度创新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约束条件。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对降低会计制度变迁成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析表明：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从探索改革到局部变革,再到整体变迁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社会成本主要表现为摩擦成本、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从我国现实会计环境及会计制度变迁进程考虑,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社会成本的途径包括：选择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采取措施增强制度与环境的相融度;完善现行会计监管体制。     

中国社会改革价值取向目标的回归

中国社会改革价值取向的目标从单一性转变为多元性,今天改革的价值取向目标又从多元性向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目标回归。从改革的价值取向目标的演变,既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改革历史进程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也对未来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性给出了深刻的思考。     

农村社会工作与我国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建构——基于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解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男性农民工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因家庭结构变迁、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社会加速转型期政府政策滞后等原因而产生安全感危机。从分析困扰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问题出发,尝试从农村社会工作的视角来探讨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的构建。     

制度性关联的消解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体制发生了变革,税费改革前由较为完备的基层组织形成的村民之间较为重要的制度性的社会关联被消解,不仅造成乡村关系和干群关系的疏离,还同时造成了农民社会关系的疏离,农民游离于乡村组织之外,成为分散的小农。评估制度性关联的消解所带来的乡村生活的分散化和冷漠化,是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改革,重建乡村社会的前提。     

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社会变迁对城市家庭的影响,首先是从改变家庭的收入水平与收入格局、改变家庭成员的职业,及与此相连的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以及改变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念开始的,进而影响到其他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城市社会在转型期所发生的社会变迁确实给城市家庭带来了若干离散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有可能导致城市家庭出现因凝聚力不如以往而导致的不稳定。因此,对城市家庭挑战的实质,是对中国家庭以往所具有的凝聚力的挑战,也即是对中国家庭能否成其为家庭的挑战。在这个层面讨论中国城市家庭所面临的新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两种因素或者说两种社会力量在影响着中国城市家庭的凝聚力。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及其主导的价值观,另一种是功利主义文化以及与此相连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虽然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日益深入,功利主义文化和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也在拓展其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年青一代身上尤为明显,由此产生的两代人之间在价值与文化方面的代沟也有可能导致他们对"母家庭"的疏离,但是,由于与"家本位"文化相联系的"责任伦理"是向下倾斜的,因此随着年青一代步入婚龄并生儿育女,社会会教育他们,促使他们向家本位传统的回归。     

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探析

在改革开放及其导致的社会转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了不断拓展和深化的态势。这样的政治发展不仅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迁直接相关,而且与文化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推动,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非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扩散密切相连。     

新世纪我国利益关系状况、原因及其治理路径探析

新世纪我国利益关系格局出现了新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利益分化日益加剧,利益矛盾和冲突大量出现,利益心理失衡化,社会不和谐、不安定因素明显增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发展落后是基本原因,体制改革滞后及其不完善是主要原因,我国目前所处的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也是重要的社会原因,同时,其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宣传导向也有很大的关系。要理顺各种利益关系,需要长期综合治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是协调利益关系的物质基础;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关键环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协调利益关系的重要保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必要条件。     

当代中国劳动者身份与劳动者权益维护的价值取向

把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地位的下降归因于市场化不成熟,是对劳动力市场化目标的误解.当代部分劳动者地位下降的根源是社会价值取向转变后旧的传统观念的回潮.改革措施的某些疏漏和守法意识的淡薄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由误解而得出的结论也有违社会发展的潮流.承担维护劳动者权益责任的应该是社会而不是劳动者个人.     

吉尔吉斯转型后警务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

吉尔吉斯独立以来,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警务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特有的社会问题,警务发展主体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问题和现象。这些社会问题和现象除了受一些特有的历史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来自社会转型带来的内部因素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警务改革中意识到了危机感,正致力于缩小或改变这种不利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