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胡”与元代“斡脱”名义考辨

本文对唐代的"兴胡"与元代的"斡脱"这两个"商胡"集团进行考察.指出,他们具有经商兴贩,牟取高利的共性.同时,由于他们分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存在一些差异.唐代的"兴胡"是元代"斡脱"的先驱,但后起的"斡脱"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越唐代的"兴胡".     

浅谈赵孟(頫)的"古意"

赵孟(頫)在元代画家中地位最高,名声也最为显赫,是元代新画风的重要开启者.他的"古意"是对以尊重人性为主体的老庄精神、魏晋精神的复归.针对宋末元初日益颓废的画风,赵孟(頫)提出了"作画贵有古意"的绘画主张,积极发扬晋唐时期清远、古雅的艺术风格,开启了元代绘画的简淡之风.他大胆地"引书入画",增强笔墨独立的表现意味,将造型与写意相结合,深化了书法性绘画的表现形式.     

在"夹缝"中自我挣扎--从元代文人精神价值的裂变看元曲隐逸意识

元代是一个夹缝时代,文化价值的丧失与终极意义的失落,使沦为弱势群体的元代文人的精神发生了转向,充满了生存与文化的焦虑,他们在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中痛苦挣扎,最终走向市井与田园,追求他们生命安顿的居所.     

小山曲中怀古作品浅析

自汉魏以来,怀古咏史成了各种文学体式中常见的题材,散曲亦然.元代知识分子处于蒙古贵族暴虐的昏庸统治之下,从"士"的地位沉沦于社会的最底层,心中充满莫名的悲愤与绝望之情.小山曲中的怀古之作,就是挣扎在这一桎梏下的元代文人心态的典型地展示.这种心态,促使他们将对历史与现实、个体命运与社会前途乃至整个宇宙紧密地结合起来,集中表现为对人生、价值的诉求.研究它不仅对认识元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意义,而且对元代思想史的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论哈萨克族思想家不忽木父子对儒学的贡献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不忽木父子为康里氏(哈萨克族的重要族源之一)人,是元代著名的"华化"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文学家.在元代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政治环境中,他们父子均极力推崇儒学,主观上是为了革除元代吏弊,但在客观上,却以其特殊身份为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儒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古典戏曲中的“太白醉写”故事演变初探

李白醉写<清平调>的故事是古典戏曲所乐于表现的题材之一.在艺术风格上,元代杂剧爽利,明代传奇细腻,清代戏曲则更潇洒.在精神内涵上,则元代豁达、明代低迷而清代悲愤.元明清三代的剧作家都对"醉写"之后的李白给出了不同的归宿,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思想特征.     

论元代"李郭画派"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

元代绘画是以"表意性"著称于世,但在这种表意性的前提下,不能忽视"写实性"对元代绘画的影响.写实前提下的表意才是元代绘画的时代风格.时代风格必然对个人风格产生影响,没有可以脱离时代风格而独立存在的艺术家和艺术品.艺术家对个人风格的选择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服从于时代风格的规范.这些可从元代"李郭"传派和"董巨"传派的画家时自己绘画的表现风格和师承关系的选择上得到证明.元代"李郭"传派画家的创作技法是受到表现对象制约的.     

论元曲精神的形成及流布

关于元曲形成及其演变,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儒家思想因子的思想渊薮、道教氛围、自然环境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影响不仅铺垫了元代文学的根本背景,亦使其前后期、南北方风格迥然不同.现试图将元代文学回到它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中来阐释其精神及其在作家作品中的分布,从而对其风貌进行勾勒.     

元曲作家的城市经历与元散曲的“反城市”文化倾向

城市既是元代散曲作家的生存空间,也是他们重要的审美观照对象.较之唐宋文学,元曲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的"反城市"文化倾向.元散曲作家采用远距离聚焦的态势现照城市,以乡村为本位,总结历史教训,对城市文化的弊端进行强烈而尖锐的批判.他们对城市的观照态度,暴露了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表现方面共同具有的"先天性"缺陷,同时也折射出被边缘化的城市生存困境.     

简论钟嗣成与贾仲明的[凌波仙]吊词

钟嗣成和贾仲明为元代曲家所写的[凌波仙]吊词,从根本上肯定了元代曲家这个创作群体的功业所在,纠正世俗对他们的偏见,肯定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是"不朽之盛事"。在慨叹他们的命运时,钟氏往往以传统的达兼标准来评判这些反悖传统的作家,陷入了一种悖论之中,而贾仲明则表现出与钟嗣成迥然有别的思想倾向与取舍标准,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两人不同的人生追求与处世态度。在吟咏曲家习性、生活态度时,两人也表现出差异。关于戏曲关目,他们重"奇"而不惟"奇";语言方面,崇华丽而不废朴实;对戏曲声韵和社会效果都异常重视;还对元杂剧的繁荣原因作了精辟的述说。另外,贾仲明的吊词还对作家之间的交往多有涉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元代云南宗王考析

宗王之治是元代云南政治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它与行省制、土司制和宣慰司体系等一起构成元代在云南的一元多极政治体系,为元代中央政治在云南统治的加强奠定基础.通过对元代云南"九王"的世次和任职时间作考证,并对其他诸王进行对照考察,可以看到宗王在元代云南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及负面影响.     

元散曲酒神精神探微

尼采的酒神精神是西方重要理论思想之一,它的本质内涵是狂放、放纵、自由和张扬生命,这一理论的提出在西方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拿之来观照中国古代文化,发现在元代文人的散曲作品中有同类精神的显现.元散曲是一种特殊的诗体形式,在当时的社会里有着特殊的意蕴,引入尼采的酒神精神来解读这些作品,给人以新的感受.     

从元散曲中渔父形象看元代文人心态及散曲兴盛原因

元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渔父形象,文人们在这些形象身上寄寓了或出世或入世的理想。元代文学继承了此种由"渔父"现象延伸而来的关于仕与隐的思考,而仕进之路的堵塞,既使元代文人认识到自身无力改变现实,不如寻求自在的生活,同时文人的传统又使他们对自身的遭遇愤愤不平。这种由"渔父"情结引发的复杂心态需要有适合的文体承载,传统的诗词不适合表现这种特殊的心态。起源于民间的散曲以其特有的语言和风格引起了元代文人的注意,并着力创作,从而成为"一代之文学"。     

元代文学通观性研究

元代文学研究发展至今,要求我们必须对各体文学进行通观性研究。元代诗、文、词、曲(散曲、杂剧)等各体竞盛,它们之间的关联研究是推动元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学界虽然已有文体关联的意识,如雅文学和杂剧的关联、雅文学和散曲的关联以及雅俗各体文学的关联,但真正进行通观研究尚需深入。站在元代文学研究新起点,面对元代文学通观性研究,首先,我们需要注重元代文学文献通观性的整理,将元代作家传统的诗文词和新兴的戏曲文献统一起来加以整体关联研究;其次,关注雅俗双栖作家,将各民族、各地域、各阶层所有雅俗双栖作家都纳入研究的视野,通过对他们的不同文体创作的对比,全面揭示他们的人格精神;再次,拓宽研究领域,关注诗文论和戏曲理论的关联,从批评角度加强雅俗不同文体的通观研究。     

污渎之中的游戏:马致远隐逸文化精神探析

元代文人马致远的隐逸与东晋诗人陶渊明真正归于冲淡平和的隐逸并非完全相同。马致远在特殊的社会氛围中极力彰显道家隐逸文化精神,构成了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重要内涵,表现为在对污渎现实的参破和觉醒中,其人生观念与审美意绪的极力张扬,主体人格与生命意识的狂飙突进,不甘与无奈之中的游戏人生,代表着元代俗文学锐意创新的审美倾向。     

元代文人游世意识论

文章认为,"游世"已经成为元代作家们一种群体性的生存方式,自然,这种群体性的游世意识必然地渗透到文学中.具体来说,游世意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痛苦的历史情境中,对历史文化价值与自身生命的无奈进行自嘲与戏谑;二是在价值"虚根"中借否弃人世"无待"的态度,来显现一种"逍遥"的文化镜像;三是展示情欲,体现为一种文化松绑后的放纵.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游世意识,元代文学表现出了奇特的面目.     

“虚名无处逃”——元散曲叹世归隐之作中的儒家精神

元代鄙视功名利禄、赞美隐逸生活题材的作品之多、感情之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能与之并驾比肩。这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也不可完全视其归隐为真。元代的下层文人大唱归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牢骚,他们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那些达官贵人也是受了时代的传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大唱归隐当作官场倦怠时的自我安慰罢了。虽然在元代道家思想对文人有所影响,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他们骨子里仍是儒者。     

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论程千帆著、吴志达修订的《元代文学史》

国学大师程千帆先生撰于1957年、著名文学史家吴志达先生修订于2011-2012年的《元代文学史》,前后跨越半个多世纪,是两代学人的精神结晶。程先生为人正直而富于才情,吴先生为人厚道而精于史论,他们的灵魂与精神,才情与博学,珠联璧合,共同造就的《元代文学史》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文学史研究上的亮点,必将在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元杂剧《黄粱梦》的道教文化阐释

元杂剧<黄粱梦>蕴含丰富的道教文化精神,剧本集中反映了道教多神信仰的特点和二元对立的度脱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这种道教文化对元代神仙道化剧的题材内容、创作模式及元代文人的隐逸思想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