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传播

从唐朝初年到清朝灭亡千余年间,中西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外来传教士执行不同的政策,决定了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逆顺难易有所不同,在中国所处地位和作为也不尽相同。传教士东来经过了从时断时续发展到持续不断,从以个人来华、在上层中间活动为主发展为以团体来华、深入民间活动为主的历史过程。传教士东来中国不仅手捧圣经,同时也负载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在较高层次上从事文化交流的某种素质和条件,除了传播"福音"之外,还参与了众多的科学文化活动,扮演着传播"西学"的重要角色,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清末在华教会、传教士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述略

以义和团运动为标志的清末教案问题,有着深层的经济原因。在华教会、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借传教之机,广泛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结构产生破坏力,侵犯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导致清朝社会官、绅、民一体的反洋教运动。     

17世纪晚期传教士眼中的中国——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

《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之一种,是17世纪晚期法国传教士李明在清朝传教的感言,也是西方传教士汉学著作中影响很大的一本著作。全书由十四封信件组成,对清代社会做了细致的描述,为解读清代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河北地区的医疗卫生活动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在河北地区开展了一些医疗卫生活动,如开办医院、诊疗所,进行巡回医疗、卫生防疫、兵灾救护等.传教士的医疗卫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河北地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救治了大批病患,促使民众卫生观念开始发生转变,推动河北地区医疗卫生向近代化转型.但由于自身及社会历史原因,传教士开展的医疗卫生活动也带有一定局限性,制约了其医疗卫生功能的发挥.     

新疆内地会传教士传教经历及其中外文姓名的勘同

本文主要研究了20世纪初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经历、他们的往来途径和在南北疆 的传教活动情况,并根据外文史料和中文档案的对比,勘同了传教士的中外文姓名。     

近代西方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

本文考察了近代西方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情况.文中根据外文和中文档案资料对内地会乌鲁木齐传教点的创办时间、"瑞华内地会"与瑞典传教团的区别、新疆内地会传教士的人数和往来情况、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圣经》的翻译和印刷以及内地会的活动性质等进行了辨析.     

美国与重庆交往的开端：19世纪末期的美国传教士与重庆

美国传教士最早于1882年抵达重庆。在此后近20年内,传教士是美国与重庆直接交往的唯一纽带。传教士目睹甚至参与了19世纪末重庆的社会变迁,在美国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塑造了美国最早的重庆形象。与此同时,传教士也暴露了他们固有的文化偏见。美国传教士在渝的早期活动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还标志着重庆与美国文化互动关系的开始,重庆因此而成为了中美文化交往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提出过各种方案与构想并进行了备种具体的实践活动,这些方案与活动实际上是对世俗殖民主义的一种回应,传教士们力图影响乃至控制中国教育改革运动,希望通过中国政府的力量来最大限度地传播基督教文明,并建立以基督化为统一底色的公立教育模式.     

传教士与晚清教育改革刍议

传教士在晚清教育改革中起到了启迪、引导、示范等作用,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和培养新式人才、广开民智作出了贡献。不应把传教士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活动简单地视之为“文化侵略”。     

从传播西教到传播西学——传教士中文报刊办刊宗旨的演变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中文报刊。最初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以宣传宗教,传播教义为目的。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办刊宗旨中宗教内容已退居次要地位,传播科学知识成了主要内容。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办刊的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他们继续调整办刊宗旨与方针,不再以宣传宗教,而完全以传播西学为宗旨。而西学也有了扩大,除了科学技术知识,又介绍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传教士们的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原因:其一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协调与中国人的关系;其二仍然是为了迂回地宣传宗教。     

基督教传教士在澳门的早期文化活动略论

澳门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活动的初期,也是将澳门作为重要的活动基地。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传教士,都有在澳门长期居住和活动的经历。新教传教士所举办的文化事业,特别是“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马礼逊教育会”和“中国医务传道会”的一系列活动,都与澳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许多有着深远影响的著作,是在澳门撰写和出版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圣经》、他所编著的《华英词典》和裨治文、卫三畏编辑出版的英文《中国丛报》。     

从"觖舌之音"到京师同文馆的建立——由近代中西语言接触看清廷观念的转变

19世纪的清政府在与西方接触过程中,对待语言的态度从藐视到被迫应对,再到建立京师同文馆,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是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由虚骄到务实观念转变的体现.从清朝旧制到京师同文馆的建立,结合清政府在对外交流中通事和传教士这两大媒介的情况,即可窥见清廷态度转变的过程及原因.     

同为异国传教人: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转变解析——以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为依据

新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天主教的态度,经历了由对天主教的两分法到基本否定再到基本肯定的一个转变过程。最初,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传教内容和传教方式持批评态度,但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献身精神给予了肯定。19世纪末,随着部分天主教传教士袒护教徒、干预诉讼引起民教纠纷以及两教冲突的增多,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趋于基本否定。民国后,在新教自身传教理念和天主教传教行为改变的基础上,新教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持基本肯定态度。这说明由于处境不同,近代在华两教关系并非像其在欧美那样相互对立和敌视,而是有同为异乡传教人的某种身份认同。这种处境变化带来的认同变化值得重新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利玛窦在广东的传教和科学活动

<正> 十六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广东的传教和科学活动,是他进入北京之前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本文专就他最初在广东的活动作一论述.一意大利人利玛窦在广东的传教活动,经历了澳门、肇庆、韶州(今韶关市)和南雄三个阶段,历时十五年.葡萄牙是西方早期殖民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国家之一.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用谎言和行贿的手段得以准许入居澳门.随着葡萄牙人在澳门初步扩大其势力,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步葡萄牙殖民商人的后尘进入澳门.葡萄牙国王“以教皇的     

传教士与中国历史研究: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量化考察

<教务杂志>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该刊物除了教务内容的相关记述外,还记录了大量传教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译介和评述.本文从中西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动的宏观历史变迁下,考察传教士中国历史研究旨趣的动态变化,归纳分类其中国历史研究的内容,探讨影响其中国历史研究的背景因素,进而分析其中国历史研究中所展现出的历史...     

传教士与青海地方社会的近代化

近代殖民侵略背景下,中国选择了近代化的道路。与内地和中心区域相比较,在落后的边远民族地区,人们很难体验和感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近代化政策推进,近代化思想观念的输入更需要凭借民间的示范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传教士作为近代进入青海的外来群体,他们的言行恰好成为这种示范榜样,传教士在青海的活动,成为这个偏远民族地区民众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接触点。近代传教士在青海传教过程中创办的医院、学校,使青海第一次有了教育医疗机构这些近代的社会设置,第一次让青海的学童接受近代教育,第一次把西方医疗观念和方法带入青海;不仅如此,传教士康国泰对青海土族的研究第一次把土族文化介绍给了世界。     

早期进入青海的天主教传教士考述

早期进入青海天主教传教士活动情况文字记录较少,比较零散,对这些资料的系统整理,有助于青海天主教历史的研究。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

缠足陋俗在中国沿袭久远,影响甚深。近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缠足陋俗也发生了相应改变。这些变化肇始于来华传教士的努力,他们不仅大力进行反缠足舆论宣传,而且还将这些主张付诸于实践。虽说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主观上是为其传教活动服务,有其局限性;然而客观上却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推动了近代反缠足运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