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正确理解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同庞长富同志商榷

<正> 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的《学习与探索》上,庞长富同志的《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的文章(以下简称《庞文》)认为:一、物质与意识的对立面的统一关系“与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是根本不相符合的,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仅没有任何根据,而且早已遭到批判;”二、物质与意识两者是“相适应”的,但是,“‘相适应’或相统一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并非笼而统之地都是对立的统一的关系”;三、“意识统一于物质所讲的‘统一’与对立面的统一所讲的‘统一’,是两个形声虽同而涵义具有原则区别的两个概念。前一个‘统一’讲的是世界的本质问题,是意识统一于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而对立面的统一所讲的‘统一’的重要内容之一,却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渗透、相互串通、相互依赖或依存,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失去一方它方就不能存在……”。归纳起来,《庞文》的观点是,矛盾的对立面的统一,必须是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一方失掉它方即不能存在,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却是物质在先,意识在后,物质能够脱离开意识而独立的存在,因此,两者构不成对立面的统一的关系。我认为,这—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的统一——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庞长富同志在《国内哲学动态》一九八一年第九期发表题为《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的文章中,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物质与意识只有同一,没有对立,所以不是对立统一关系。我觉得不仅这个根本观点值得研究,而且他的全部论据都是值得研究的。第一,错误的理解经典作家的原意。庞文引证了两段主要语录。一段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语录。一段是列宁在《唯批》中批判马赫主义的语录。以此来说明经典作家“否认”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主张物质与意识“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它们之间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其实恰恰相反。恩格斯这里不仅批判杜林     

再谈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对庞长富同志答复的答复

读到庞长富同志在去年《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上发表的答复我的文章,感到有必要再谈谈我的看法,以就教于庞长富同志。一我同庞长富同志的根本分歧庞长富同志说我对他的文章作了“曲解”。这个问题是围绕着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三个而引起的。究竟是我曲解了庞文的原意呢?这应该根据事实来断定。庞文设问:“对于恩格斯把辩证法的主要规律表述为三个如何解释呢?”他接着就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说:“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主要的迫切任务,是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全面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肯定否定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还未能进行详细的考察。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     

对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再认识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人们通常表述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笔者认为,通常的这一表述未能准确表达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的本意是：在人类世界中,物质和意识以实践为中介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共同发展。笔者提出,随着实践的发展,依据物质和意识在社会实践、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可简单分为物质主导、基本平衡、意识主导三个阶段。     

正确认识和处理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要遵循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对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科学解读,从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厘清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迷雾,对于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十分必要。要辩证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公平正义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与继续深化改革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与化解社会矛盾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与坚持民主法治的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正确的政治导向。     

正确认识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第一组代表张桂岳同志大会发言

一、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从产品经济转到商品经济这方面来,并且要加快发展商品经济的步伐,这首先是符合我们国情的,是符合我们国家发展规律的。我们过去讲国情,仅仅讲到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十亿人民八亿农民,等等。讲这些方面并不错,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本质的国情、根本的国情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农业发展水平落后,并且极端的不平衡,多层次;商品经济极端不发达,而这个商品经济又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因此,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我们面临的任     

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究竟是几个?——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即基本规律,下同)究竟是几个?是一个,还是三个?这是哲学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庞长富同志今年四月十九日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再次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通过讨论来明确这个问题,对于理论和实践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再论哲学基本问题和物质概念——兼及物质论的性质、功能和结构

<正> 笔者曾著文论述过哲学基本问题和物质概念的关系。从那时起,笔者逐渐形成了如下看法:给物质概念下定义,实际上就是以简要的形式,把辩证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浓缩或凝结到物质概念中去,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以概念的形式确定化,使之获得相对完备的逻辑形式。从逻辑上看,“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是外延最广的概念。因此,正如列宁所说,除了指出它们之中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之外,实际上不可能对它们下别的定义。通过揭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来给物质概念下定义,这并不是人们主观随意胡来,也不是不负责任的搪塞,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是说,     

意识与物质关系的再认识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根本任务也就在于揭示思维和存在即意识与物质的真实关系;把哲学推向前进的标志,也就是看其对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的认识程度;任何哲学对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的揭示,也都只能是人物无限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我们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不断地推进对意识和物质的关系的研究,揭示出意识和物质之间更多方面、更深层次的真实关系。     

坚持“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基本原理——与康才洪同志商榷

康才洪同志在《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5期著文认为,“人的意识对具体事物有反作用”。应该说,这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又认为,“人的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这样的命题不能成立。这就值得研究了。在我看来,“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无可非议。首先“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与“意识对具体事物有反作用”是一致的。康文所说的作为意识反作用对象的“具体事物”未加任何限制,我理解,这里的“具体事物”,就是泛指客观存在的一切具体事物,而不是专指某一特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再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等同志再商榷

政法制度、设施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过去的一些哲学教材,往往把它划入社会意识的范畴。现在有的同志又把它们划入社会存在的范畴。邹永图同志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初探》,《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以下简称《初探》;《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以下简称《再理解》)但我不赞成把政法制度看成社会存在,仍觉得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我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关系:     

再谈如何正确地理解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问题——和时鸣、康初文同志商榷

在关于“桌子的哲学”的讨论中,我们和若水同志所讨论的是观念的来源问题,即如何正确地理解物质变精神的问题,桌子的观念是否来源于桌子的生产实践,在第一张具体桌子的生产实践以前能否形成桌子的观念。我们和黄林同志所讨论的是观念的作用问题,怎样理解人的自觉能动性和物质——精神——物质的公式等问题。把我们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即离开社会实践及其发展过程来谈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不是陷入唯心主义,就是陷入形而上学。读了时鸣、康初文等同志的文章后,感到仍有必要再谈谈如何正确地理解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问题,社会实践在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的问题。     

论卡尔纳普和波普尔对休谟问题的回答

每一新的科学发现,每一哲学家对归纳法的哲学探讨,似乎都越来越证实了布罗德的这一名言:归纳是自然科学的胜利,是哲学的耻辱.确实,哲学家们不断地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对归纳加以探讨,但至今仍没能给休谟问题以明确的答复.虽然早已有贝克莱和洛克间接地承认过辩护归纳法或一般扩展性推理的疑难,但真正第一次明确地把这一问题提出来的是休谟.他认为,在人的经验里,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是以辨明必然联系或因果概念是正当合理的.因而,人们不能由原因必然地推知结果,不能为因果关系辩护.他声称没有什么     

论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

怎样处理好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相互关系,是实践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严重危害。为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理论,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分清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本刊开辟“政治与经济关系讨论”专栏。上期刊载的蔡钤同志的文章,本期刊载的关梦觉同志的文章,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欢迎大家继续发表意见。     

论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

我国新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了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新宪法序言还特别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民主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说明二者在实质上是相同的,而在非实质方面则有某些区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学说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有必要分专题加以探讨和研究。本文仅从民主和专政的相互关系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论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

人不吃饭就活不了,一个社会不搞生产就存在不了,社会主义国家不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充分巩固不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却遭到了“四人帮”的肆意践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深刻阐明的关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也受到他们的粗暴歪曲和篡改。王张江姚“四     

场是物质的属性不是物质——再论场的本质

认为场是一种物质,将实物与场看做是物质的两种基本形态,这种观点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自然科学范围,涉及场是否可以独立地,脱离实物而单独起作用,场的叠加性如何?场的作用和场中粒子的作用如何区别?关于场的一些性质的讨论是否有普遍性和概括性等等.在哲学层次,则涉及恩格斯与列宁关于物质定义的一致性问题,以及关于物质的讨论是否适合于场?场与实物的地位是否平等?场是否具有物质概念所具有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等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和 对这些问题进行的试解,我们认为不把场归结为一种形态的物质,而     

坚持辩证法 正确理解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就意识反映和反作用的对象问题同康才洪同志商榷

意识反映物质又反作用于物质,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已成定论。康才洪同志在《论人的意识反作用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5期,以下简称《问题》)一文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意识反映和反作用的对象不是物质,而是具体事物,“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这个命题不能成立。《问题》的意见,不敢苟同。其症结所在,是偏离了唯物辩证法。     

再论资金运动和资本运动的区别——答卓炯同志

资本运动的理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资本论》第二卷完全是研究资本运动的。在第二卷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马克思考察了单个资本也就是社会资本中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而第三篇则考察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因此,要研究社会主义的资金运动和资本主义的资本运动底具体区别,是要化功夫的。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