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齐山登高》马礼逊译文对唐诗英译的启示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汉语原文英译(附注)》(1815)中所译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被认为是最早的唐诗英译作品。本文借助史料对译文分析后发现,马礼逊仅传递了原诗的表面意思,原诗的音韵和文化内涵在译文中均有所丢失。在大力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唐诗的英译应首先准确忠实传递原诗的文化内涵,同时保持唐诗的形韵之美,促进中国唐诗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英国汉学家克莱默-宾唐诗英译研究

英国汉学家克莱默-宾是唐诗英译格律体派早期核心人物,他在理解唐诗本质诗学特征的基础上以诗性语言赋予唐诗英诗表征,构建唐诗格律体英译经典。虽然他的英译存在文化误读与文学误译,相比其他汉学家“学者式”的英译,他的译诗是唐诗在英语世界最为优雅的诗篇,推动了唐诗在英语世界学术圈外的传播。     

以诗歌重塑民族心灵--1930年代吴经熊的双语写作与诗学观念

吴经熊在民国时期不但是著名的法学家,而且也是享有声誉的文学家。他既参与创办英文期刊,发表大量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作品,同时也热衷于写作汉语旧体诗。本文通过梳理英文期刊的资料,还原当时文学氛围的疏离与语言环境的分裂,考察吴经熊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策略与动机;并可得出结论,他的双语实践不仅以“唐诗四季”诗学观念回应“感时忧国”的抒情传统,而且主张以诗歌重塑中国人的民族心灵,期待可以克服现代性危机,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权力等级。     

汉语古诗英译史研究纲要

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持续深入，书写汉语古诗英译史显得颇为必要：鉴古以知今，以预测未来，对汉语古诗英译史的梳理，有助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总结数百年英译的成功要素，有助于探究如何在汉语古诗英译领域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文章对汉语古诗英译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其研究思路。历时看，汉语古诗英译史可分为四个阶段：发轫期(19世纪以前)、发展期(19世纪)、兴盛期(20世纪上半叶)和繁荣期(20世纪下半叶迄今),这四个时期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轫期的零星译介、发展期的选材多样化与翻译多彩化、兴盛期英译文本完整度和全面度在质和量上的飞跃、繁荣期译本“求全”和国内外译者队伍的壮大。此外，对汉语古诗英译的主体与环境、文本择选和译介策略等研究要点也进行了阐释。     

汉语量词的英译

针对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汉语量词英译的问题,采用英汉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指出了汉语量词的英译遇到的选择词语和表述方式的问题,描述了汉语量词英译的几种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实践证明,这几种汉语量词的英译方法对于英译汉语量词时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中国古典诗歌“音象美”的英译策略商榷

从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和"音象美"在英译中再现的必要性入手,以英译唐诗、宋词为例,主要探讨了中诗英译中原诗"音象美"的英译策略,倡导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应该尽量保存原诗最显著的风格,努力顺应西方当代诗歌的审美要求;与此同时,应该慎重选择理想的诗歌译者,使译作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使命。     

描述视域学视角下的《墨子》三英译本研究

中华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集中的体现,《墨子》作为中国文化典籍的代表作之一,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已有近100年的历史.运用描述翻译学的方法,选择《墨子》的英译为语料,通过对《墨子》英译进行历时和共时描述性研究,找出影响其英译的各种因素,以期总结《墨子》英译历史过程的总体特征.     

文化“走出去”视域下宇文所安唐诗传译之得失分析

宇文所安是精于译诗的著名汉学家。他对唐诗的译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他采用散文体的译诗形式和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翻译唐诗,重构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形象,并构建了唐诗文学史。然而,其译文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读误译和过度解读等问题。宇文所安译介唐诗为中国文学典籍英译提供了借鉴,也促进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相关模式研究。     

西方教会在华办学问题初探

公元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当时清朝还是禁教的,马礼逊来华之初,只能在广州、澳门潜居,以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身分活动,不能公开传教.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法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凭借武力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教会依托不平等条约,冲破了清朝政府原有的禁教令,获取了可以自由传教的权利,传教士得以深入内地,通行无阻.于是传教士纷至沓来,足迹遍及我国城市和乡村了.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　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文学兴国策》与近代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

1872年,日本驻美外交使节森有礼将美国各界著名人士关于日本教育改革的13封信函等汇编成《Education in Japan》一书,次年在华盛顿出版;1896年,来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又将这13封信函等译成中文,取名为《文学兴国策》,由上海广学会刊印.近代中、日、美三国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这一段不寻常的史实,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

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是美国公理会1869年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在4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直从事传教和基督教教育活动,先后担任通州潞河中斋、潞河书院和华北协和书院的监督(校长)。他的教育实践在晚清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在清末维新时期,尤其是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全面改革的新政后,谢卫楼主张基督教应积极介入西学输入。他在1902年后相继出版了《理财学》、《政治源流》、《是非要义》和《心灵学》4部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问世,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草创时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们也是传教士在新的历史时期输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美国的儒学之旅

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始于18世纪。19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差会”向中国派传教士,通过传教士,中国文化典籍大批输入美国。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汉语教学和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美国商人和企业家纷纷设立基金会资助中国学研究。美国的儒学研究既全面又系统,如经学史研究、经学思想研究、孔子研究、孟子研究、荀子研究、宋明理学研究、清代儒学研究等,都有成批著作出版。     

清代前期俄国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差异之简析

清代前期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俄国东正教团、西方的天主教各派,同为基督教,但是他们在华传教的结果却相去甚远。清代前期天主教各派既在中国人中间发展了基督徒,又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俄国东正教团在发展教徒方面没有成功,从一定程度上说,其贡献只限于汉学研究。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入华传教的目的、方式、活动范围与规划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变法思想

李提摩太是晚清时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大量主张中国变法的文章,内容涉及农业、贸易、交通、文化教育等领域。这些文章在当时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其宣传中也明显表现出为英美等殖民者服务的特点。     

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

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伴随着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推动了中国近代本土新型报刊的兴起并进而影响中国社会进程。作为在华传教士报刊活动的两支主流,在华基督教报刊和在华天主教报刊呈现阶段性发展态势和特征,前者经历了起步期、停滞期、初步发展期、转型期、快速发展期、持续发展期,后者经历了发端阶段、初步发展、勃兴时期、快速发展、深入发展阶段。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是正确认识其发展轨迹和规律的基础。其历史分期反映了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传教事业和西学东渐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和本土新型报刊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传播与文化增殖——以《泰西新史揽要》在晚清社会的传播为例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泰西新史揽要>经由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翻译和广学会的刊印传入晚清社会,一时间举国争诵,"洛阳纸贵".由于其内容上对"变通观"和"进化论"的侧重以及与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特点,这本在西方并不为人看重的历史作品得以在较广范围和较深层次冲击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特别是对维新派人士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文化传播中的"郢书燕说"现象也揭示了文化增殖的本质.     

中华博医会初期的教会医疗事业

1 8 8 6年中华博医会成立后 ,教会医疗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华博医会初期 ( 1 886- 1 90 1年 ) ,教会医疗事业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不断拓展。它不仅在沿海得到加强 ,而且在内地也得到较快发展。不过 ,1 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给教会医疗事业以沉重打击。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与中国社会的冲突有减少的趋势 ,并在文化交流和社会慈善等方面起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日本真宗大谷派在华活动概观

日本的真宗大谷派从 1873年到 194 5年期间 ,以“布教”为名 ,行侵略之实 ,在中国大肆进行侵略性和殖民性的活动 ,并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密切配合。大谷派初期的在华势力仅限于上海一地 ,实行“追教” ,专为日侨服务。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逐步膨胀 ,其所谓的布教活动也深入中国内地 ,到“九·一八”事变前 ,已经在中国建立了 4个教区。抗日战争时期 ,大谷派一面在东北开展“移民追教” ,为伪“满洲国”效劳 ;一面乘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 ,在侵华日军的刺刀保护下 ,在日占区遍设布教所 ,实行战争协力 ,其在华教势也达到最大。近代大谷派在华的侵略性宗教活动成为中日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