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非小说的意象叙事

论文在梳理意象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象叙事理论,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格非小说中的意象不仅是象征化的修辞手段,也具有贯串小说叙事结构的功能。格非小说的意象叙事显示了小说作者在小说艺术象征化方面的努力,体现了格非小说繁复细密的叙述风格和含蓄蕴藉的美学追求。     

日常生活与隐身哲学——《隐身衣》与格非小说的另类面向

小说《隐身衣》代表着格非小说创作风格的重大转变,"现代日常生活"成为其尤为重要的表现题材。通过对两类"隐身者"在日常生活中处世特征的抒写,格非在小说中建构出了一种独有的隐身哲学。这种隐身哲学嫁接于日常生活的"面向"与"真相"之间,"面向"是模糊的,具有外在的多义性;"真相"则是客观的,在轻浮与虚弱的年代,它充满着力度。如何拨开"面向"的层层面纱,进而发现并重新认知日常生活的"真相",是这篇小说带给读者的有益启思。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浅评格非的《人面桃花》

2004年出版的《人面桃花》这部小说保持了格非一贯的神秘感、思想性,体现在“人面桃花”在小说中的独特涵义、浓重的心理描写、对于革命旗帜下理想与欲望的揭示以及梦醒后的醒悟诸方面。     

论唐人小说中的节庆民俗意象及其文化审美价值

唐代节日很多,唐人在节庆活动中有许多独特的习俗,这些习俗在唐人小说中也有许多呈现,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个个鲜明生动、意蕴独特的节庆民俗意象.唐人小说中的这些民俗意象,不仅其本身洋溢着超迈的异想、卓绝的才情,并在小说艺术诸方面如主题表达、人物塑造与叙事建构等方面也有着独特的作用.且在小说美学的更深层面上,唐人小说中民俗意象的大量存在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审美效果,是构成唐人小说独特美学品格的重要存在.     

“渡船”与“商船”——论《边城》牧歌形象的裂隙

"渡船"与"商船"是《边城》中多重意义的交汇点,它们是湘西社会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是翠翠、天保或是傩送的欲望对象的替代物,也是这些主人公各自所处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同时还是小说文本内部的结构性因素。论文以文化研究的方式,通过对这两个意象的分析,试图揭示《边城》中"牧歌形象"的裂隙。文章最后认为,这两个意象构成了小说内部幻景与小说外部社会现实之间的一条隐秘通道。     

论莫言小说的红黄色调意象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他的小说充满了各种色彩意象,这些意象成了他小说创作中的独特部分.莫言小说的色彩意象给读者带来了崭新的色彩视觉审美体验.本文选择莫言小说的红黄色彩意象进行探究,寻求红黄色调在其作品的作用.色彩意象的使用不仅具有小说表层的审美结构作用,而且还能体现着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层的审美意蕴.     

意象与主题——试析《金光大道》中的神话原型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小说《金光大道》表面上局限于三个女人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小说文本经过作者精心层层编码,糅合了西方神话传统中的蛇发女妖戈耳工.美杜莎、鸡头蛇怪、替罪羊、狼人等神话意象。这些意象不仅将小说人物相互联系起来,而且与小说的中心旨趣联系起来,加深了作品的死亡主题,展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生活全景图,扩大了文本的社会维度,突显出当时英国的畸形社会形象,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所处时代的尖锐批判。     

论方方小说中的反讽意象

方方小说早、中、后期的主题、风格和结构方式的变化明显地与三组反讽意象("地平线"意象、"三白"意象、"过程"意象)相对应,正是这些反讽意象的营造,才造就了方方小说的独特个性.     

传统村落式乡村转变的文化反思——以格非《望春风》为例

21世纪以来,乡村生活图景的变化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村民个体心态的转变。返乡小说《望春风》延续了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叙事路线,标志着作者向现实性乡土题材的不断靠拢。作者对传统乡村叙事方式进行现代性转换,聚焦于传统村落式乡村艰难变革的社会现实,展现村民个体在变革中的成长经历,呈现城镇化发展之于乡村的多重影响,探寻乡土精神重塑的可能性,继而在文化层面传达了知识分子格非对于当下乡土文明的冷静反思。     

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她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深层的悲剧感,这种悲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通过丰富的意象、细节来表现永远悲观的主题,构成了她小说的一大特色.     

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莫言早期小说刻画了追求唯美爱情的女性形象,给读者带来唯美、温馨的感觉。中期小说塑造的以戴凤莲为代表的野性十足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作者对新时期女性追求全面解放的赞赏。后期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女性生理细节描写以及对本能欲望的过分渲染和夸张,使得女性形象变成了男性欲望化对象,构成了对女性的亵渎。这种媚俗化女性形象塑造模式主要是作者迎合市场所致。     

《驴皮记》与《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中的欲望叙事

《驴皮记》和《改邪归正的梅莫特》没有直接的情节联系。这两篇小说内在的关联在于共同探讨了人在欲望面前的各种因境：《驴皮记》揭示的是人离不开欲望,但生命和欲望却又成反比;《改邪归正的梅莫特》进一步深化了欲望问题,那就是即使欲望的实现不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无限度的欲望依然可怕,因为它将把人带入无尽的空虚。     

近20年官场小说女性形象的类型化刍议

20世纪90年代,官场小说开始崭露头角,创作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官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渐渐成为文学研究领域关注的对象,这些女性形象是官场小说中观察人性的重要窗口,常以传统型、欲望化或杂糅型等类型化、脸谱化的方式出现。     

生命欲望的变态与张扬——《五魁》与《红高粱》比较

莫言的《红高粱》与贾平凹的《五魁》是中国当代婚嫁题材小说的两朵奇葩,都讲述了婚嫁仪式的全过程。相同的题材表现不同的主题:一个表现原始生命力的张扬,一个叩问文化道德压抑下生命欲望的变态。它们都指向人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意识的思考,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文化寻根热潮。两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殊途同归的命运体现出文化寻根小说对传统伦理道德扼杀人性的思想的批判,肯定原始生命力的张扬。     

来自生命底层的悲怆与顽强－－简论石杰小说的底蕴

石杰的小说在人性欲望的表现上展露了最自然的生命状态,充分显示了作家对生命的深刻体察和理解.这有赖于作家总是将自己的视野投放在生命的最底层,将笔触伸向那一群群构筑着社会的大结构而又处于社会边缘的"原始部落".浓郁的文化色彩是她的小说的突出特征.象征的成功运用使得她的小说同时具有了神秘性和魔幻性.     

雕镂浪子心像——论邱华栋的城市小说

商品大潮袭来,中国欣然又必然地踅入城市时代:“城市社会是当下中国社会的轴心,城市文化是当下中国文化的轴心。”[1]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关注的对象已发生了位移和暗转:城市第一次成为文学想像的中心。所以倾向现世主义、擅写“与生命共时空文字”(刘心武语)的邱华栋,为我     

沉沦、放逐与逃亡——论郁达夫“自叙小说”——的主人公形象

郁达夫“自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忧郁感伤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挣扎于“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中。这个形象系列及其特征可概括为孤独者及其沉沦、零余者及其放逐、避世者及其逃亡。这些形象实际上记录了作者本人情绪的历史 ,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折射。     

野性、顽强、火暴——论端木蕻良小说的原始强力

端木蕻良小说人物生命力释放的形态,有别于同时代作者及至东北作家群。没落的贵族家世和萨满教文化及其祖先崇拜观念的浸润是这种独特性产生的根源。顽强的生命活力、大胆的反抗精神、强烈的求生意志构成了小说原始强力的精神内涵。     

从《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看近三百年中士人形象的变化

以士人形象转变为切入点,在分析<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小说中士人形象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形象改变原因.指出八股取士的没落、民族危机的深重、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使得许多士人远离了传统的士人精神,把追求的重心转向于"利",他们的社会角色从操控国家政治、文化命运的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渐次游离子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新兴...     

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主人公诗词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出现了大量的主人公诗词，诗词中继承了许多传统的诗歌意象、典故和旧题。同时，这些诗词又反映了文人渴望爱情、追求功名、显扬才学、不满现实的心理情绪，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共有的情感体验，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也是对传统诗词的创新应用。主人公诗词是此类小说兴盛的一大促因，小说借助诗词而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