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化建设:问题与路径

制度化建设是确保群众参与社区治理走向规范、有序、高效的重要渠道。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和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实践逻辑充分表明,群众具有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潜力和制度化建设要求。目前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存在制度体系不细致、制度渠道不畅通、法制化程度不高、组织协作性不足等问题。坚持和完善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建设,重点在群众、关键在基层、保障在环境。通过制度化建设实现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通畅化、规范化、常态化,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基础条件,也是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后疫情时代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实践表明,作为群众接触最多社会治理层级的基层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切断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传播的关键单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抗击疫情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疫情阶段,我们需做好如何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入研究,对抗疫期间部分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问题进行反思.以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分析了居民参与度较低的原因,并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组建居民理事会,成立志愿者组织,完善居民公约等路径以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转化为优化基层社区治理的拐点.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对策思考——以泉州市城东片区四社区为研究对象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是有效推进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泉州市在＂城中村＂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要实现以＂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创新推动城市管理创新,泉州应该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发展、社区工作方式民主化、居民保障水平提高、社区管理者素质提升、社区文化建设加强等方面继续进行各种有益探索。     

提升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水平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工作任务繁重、矛盾问题突出的社区,更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网格化管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实践创新,在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降低社区治理成本、提高社区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的具体要求,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在实践过程中,社区网格员队伍建设滞后、社会参与程度不高以及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服务水平的提升。     

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差异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     

新时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思考

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社区事务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对社区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干部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如何给社区“减负”、“健体”,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要客观认识社区治理的现状,针对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越位”、社区权力与业务不匹配、社区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群众参与社区活动较少等现实问题,通过强化法治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减轻社区治理负担、广泛运用信息化管理方式、推行小区单元化治理、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等措施予以解决。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与基层党政关系——以“铜陵模式”为例

"铜陵模式"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具有示范意义。行政性和自治性问题是社区治理中的基本问题,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就是要在互助自治的行为中使社区回归其守望相助的邻里属性,但在参与过程中会遇到被动参与、利益分歧、程序公正等问题。努力去化解这些问题,并在政党、政府和社会三者博弈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当前我们研究社区治理问题时应当把握的正确方向。     

住房产权异质性、住房财富与社区治理参与

社会治理模式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落实社区治理的多方主体参与是微观基础,而这就要求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文章利用3个年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住房产权异质性视角剖析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热情是否受其房产类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主较租户更愿意参与社区治理,但是拥有不同住房产权的房主的参与意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房价上涨仅能显著提升完全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房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影响共有产权房主的参与意愿,这为识别住房产权对社区治理参与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别提供了证据。文章的实证发现为坚持以“房住不炒”原则来治理住房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提供了方向。文中验证的住房产权与社区治理参与之间的关联在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中存在差异。这提示我们应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制定差异性的策略来提高其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研究结论为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构建社区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社区治理框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在对全国多个城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形势: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降低;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来临导致其双刃剑效应的显现。各地围绕破解在这些新形势下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创新的难题,进行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五种新的趋势:第一,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强调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第二,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强调分类治理;第三,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强调刚柔并济和情理法兼顾;第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强调信息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第五,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强调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     

基于社会质量角度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深入改革的本质要求,＂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中国经济社会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的终极性价值何在？工具性价值怎样实现？如何洞穿为治理而治理的表象、关照社区治理深层次矛盾、进而创新治理之道？基于＂社会质量＂理论追求的＂社会正义、团结、平等及人的尊严等＂基本价值观,我们试图延伸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包容、社会凝聚与社会赋权的触角,经由＂大民生＂系统、＂大合作＂平台、＂大团结＂文化、＂大循环＂轨道的循环,从社会质量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耦合与政策创新中寻求突破。     

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作为治道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路径,强调政府与社会在平等合作的互动中促成地方政府系统的开放性和民主化,与以社区为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杭州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经验体现在城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复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而社区社会空间在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形式中生成组织化。杭州参与式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式参与下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公民社会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限。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以参与式治理推进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经由网络化社会行动结构的建构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的进程,促进社区民间自组织的发展,强化公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治性,既是社区社会行动能力生长的动力原点,也是完成治道变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城中村社区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以天津市S社区为例

在农村现有治理制度框架下,普通村民处于社区权力结构的最底层,虽然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程度等,较实施村委会选举之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总体程度和水平远远不够,普通村民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了解当前城中村社区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现状,并对其潜在的政治能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有效调动普通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规范城市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的政治生活,提高我国农村群众的政治参与水平与程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思考

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是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工作,也是当前农村工作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本文从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出发,针对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推行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发展规划、推进＂空心村＂治理和旧村改造。     

数字时代社区治理参与困境及其化解机制研究——以上海D街道社区花园营造为例

居民参与不足是社区治理始终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以上海市D街道社区花园营造为案例,旨在探讨如何打破“沉默者恒沉默,活跃者更活跃”的“沉默者螺旋”状态,让处于冷漠与积极之间的摇摆不定派迈向积极参与行列。研究发现,社区花园营造是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实现居民自治的重要过渡性手段,能够调动平时对社区治理持观望态度群体的积极性。因此,需要从社区花园营造等微更新事务入手,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等关键要素的作用,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     

论社区居委会在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复杂多样,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舆情相互激荡,大量的舆情存在于社会基层的居民群众中。社区居委会作为我国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是社区居民个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主要渠道和载体,又是组织和调动社区居民积极性,进行社会管理和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主体,社区居委会在舆情疏导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新熟人”关系：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城市社区普遍是陌生人社区，存在着关系疏离、人情淡漠、个人权利至上和利益分化等社区治理问题。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城市社区的邻里互动、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社区组织的培育等路径进行积累，可以促进城市社区“新熟人关系”的形成、增进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一性以及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善治格局。     

社会组织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综述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重点研究领域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前人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学理研究或实践总结,提出大量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历程回顾、研究范式、存在局限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观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质上在于政社关系,关键还在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尤其在灾后重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其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的深度,更直接影响社区灾后重建的结果,而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基层社区的多元治理,则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