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被言说的祥林嫂——论底层劳动妇女形象与男性自我主体建构

作为被言说的客体和对象,底层劳动妇女在中国现代男作家的文学叙事中,成为他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工程中建立自我主体、确认性别身份最为便捷、最为有力的"他者".底层劳动妇女的社会价值、精神结构、生存状态都随着国家民族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流动而演变,但是,在其丰富多变的表层形态下,女性被对象化、客体化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并没有变.     

身体表演的性别身份——“伪娘”现象的文化解读

"伪娘"刘著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性别身份的思考。伪娘混淆了自身性别,他们的性别身份不能单纯按照通常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来界定。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从社会对男性与女性的要求,以及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来寻求原因,在教育中,女性的乖巧勤奋是黄金法则,社会竞争中的女性特质也被广为认可。伪娘用身体来表演自己性别身份,体现出了异乎传统性别规范的文化意义。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论九十年代余华写作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余华由先锋写作向现代写实的转型,其意义并非在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是先锋文学在危机之中通过向写实靠拢进行自我救赎,而是标志了以余华为代表的中国先锋作家的初步成熟,他们从西方外来影响下走出来,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写作。     

社会支持与转型期中国政治稳定

社会支持是由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体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与弱势群体之间,以物质和精神支持为媒介的双向互构过程。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帮助他们走出弱者的困境,从而化解他们对于政治稳定构成的潜在危机,有效维护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空间与性别的世纪寓言:20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外来者故事”

本文通过考察《小城之春》、《早春二月》、《爬满青藤的木屋》、《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四部1940、1960、1980、1990年代著名的电影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叙事原型———"外来者故事",来探究现代中国时间、空间与性别之间的复杂关联。"外来者"都是男性,而传统空间中的生存被表述为一种女性化的生存,包括女人、孩子抑或被去势的男性。在这样故事中的女性空间位置的变与不变,象征着传统接纳了现代抑或现代战胜了传统。但一旦外来者的身份转变为女性,这个叙事原型就会出现危机,现代性的时间逻辑就难以为继。不难看出,在这个叙事原型中,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进化论时间范畴不仅被深刻嵌入中国与西方、外与内、都市与乡村等等空间范畴的建构中,还被嵌入另一对空间性范畴——男性与女性(性别身份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的建构中。     

百年文学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性别象征隐喻

在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东西方比较中,因为没有他者也无所谓自我.而两性关系恰恰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最基本单元.百年文学/文化想象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认同充满性别象征隐喻,性别政治其实一直在参与对民族身份的建构,这样的参与不仅仅影响了女性这个性别在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中的地位、意义,而且还影响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本身.性别本质主义已然与我们对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上的本质化、凝固化、单一化密切相关,从而忽略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丰繁多元、流动变化.     

追寻与重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如候鸟般的迁徙形成了持续的移民潮。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忍受着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现实苦痛,重复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悲剧宿命。而农民工题材小说,正是在城乡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通过书写农民的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展示中国农民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审美形式的公共性与现代性的身份认同

作为前现代社会身份认同的辅助形式,审美形式因其公共性精神本义而为上层阶级所据有;作为现代社会身份认同的主导形式,审美形式因其符号性价值而为人们所争夺。审美形式与身份认同由此呈现出如下递进关系:特定的社会群体通过特定的审美形式强化自己的群体属性,特定的审美形式经由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提升自己的符号价值,审美形式由此超出美学而进入政治哲学题域,成为现代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但唯礼器信仰的前现代身份认同夸耀审美形式的公共性价值,舍弃其所蕴涵的自然生命根基;唯形式扮饰的现代性身份认同高扬审美形式的符号性价值,忽略其所深潜的公共性精神本义,二者均导致身份认同的危机。要解决这一危机,需要在现代社会生存论视野内,重返审美形式的源发性属性和自然生命根源,凸显审美形式的自律—他律性,以此建构自我—他者型的身份认同模式。     

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

中日关系由“靖国神社问题“造成的政治僵局经“破冰“、“融冰“以后,日本在各问题领域全方位向中国施加压力,给中国对日外交造成了困难的形势。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检讨,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中国日本论的意义和知识系统发生了危机。只有认识得到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只有自主实证的日本学知识、主体性健全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以这种知识、思想为支撑的理性外交政策,才可能为化解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提供乐观前景。     

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

中国人面对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巨大变革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作出的不同反应与艰辛探索,既揭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方式必然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又证明了不能简单地回归本土思想资源,必须立足于全球问题背景,以构造性的态度综合创新,才能成功地回应现代性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的挑战。     

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使中国人产生了自我群体身份急待确认的心情,激发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和想象。在战争中,国人不同程度地从自己所属的社群脱离出来,加入到建构自己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土运动与近代行程:1840-1901

本土运动是指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具有高度整合性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并由此展开了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近代行程表现为本土运动的历史行程。1840—1901年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土运动的历史逻辑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的危机是空前和全面的整体性危机,非本土运动所能自救,最终不得不进行全面的革故鼎新,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替代之。     

水资源外交：中国周边安全构建新议题

因稀缺性引发的水资源危机使水资源问题“安全化”,国际社会对“水战争”或“水冲突”的担忧和恐惧正随之日益加深。近些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水纷争事件,水资源安全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建的重要因素,随着亚洲水资源危机的显现和中国实力的崛起,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地区层面提供更多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中国在周边地区逐步开展了多层面的带有战略伙伴建设和公共外交性质的“水资源外交”,使之发挥着冲突预防,危机管理与促进区域合作的职能,凸显了中国在和平与稳定的周边地区构建中的负责任大国风范和角色定位。     

宗白华对歌德的研究概述

宗白华对于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是与其对歌德的研究相结合的。面对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问题，他试图从歌德的人生及作品中寻找解决的办法。歌德或曰浮士德精神就是个体生命向宇宙社会作无限追求的孜孜不倦的精神，而艺术和审美则被作为个体完满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中介，成为近代人心灵生活的归宿和内在问题的解决途径。     

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

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鲁迅在五四高潮过后一直处于各种矛盾和冲突之中。他有过彷徨,也曾经游移,但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考察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从鲁迅走过的路,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到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顽强持守。正因为这样,鲁迅才在２０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树起了坚不可摧的雕像。他的光辉不属于跻身于庙堂之侧的文人,也不属于走向民间的鼓动家或隐居者,而是属于获得了独立人格并意识到自己的先驱者使命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转型期中国作家身份认同论略

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时期,价值理想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差距使然,中国当代作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自先秦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传统是造成这种危机的历史渊源,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中国作家重塑文学价值体系、进行角色认同的努力并未就此终止,21世纪中国文学感奋人心的前景和中国作家群体富有开拓意义的发展向度正孕育于其中。     

中国比较文学的现代语境与危机问题

比较文学的“危机论”层出不穷 ,但真正的问题意识应切实正视自身的状况。对中国比较文学来说 ,它的真实问题源自其现代处境 ,在中国进入现代转型和中西方文化遭遇冲突时期而迫切需要比较的形势下 ,它并未得到正常发展 ,反而阻力重重 ,直至被彻底禁绝 ,然后又突然兴起、迅速扩张 ,以至它的知识学基础未能充分得到奠定。这造成了对比较文学的误解 ,忽略了它作为学科的特征 ,即对文化中心主义的超越性和世界文学的理想性。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任务不是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创立学派 ,而是要正确处理好前沿发展、分支衍生和基础学理建设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