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电子监听的立法构想

作为现代社会侦查某些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侦查措施,电子监听在司法实践中的出现和立法上的确认都是必然的。我国在侦查实践中虽已广泛采用了这一技术侦查措施,但在立法上还是一个空白;我国电子监听的立法模式、适用范围、具体实施程序等问题应尽快在立法中明确。     

论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

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并没有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所确认,学术届对此亦缺乏统一的观点和认识.而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在刑事侦查措施的具体运用上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与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立法的改革与完善相适应.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刑事侦查的比例原则、保守秘密与适度公开相结合的原则、任意侦查原则为主强制侦查为例外的原则和侦查独立原则.     

诱惑侦查合法性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地运用,但在立法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及滥用。因此应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予以规制,承认其合法性,并从程序上予以严格的控制。     

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程序立法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分析场域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技术侦查的章节,并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权力,这对加大惩治职务犯罪力度大有裨益。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侦查中具体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范围和条件、启用的时间和对象、申请主体、适用期间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等在立法上规定得较为原则和抽象,有必要对上述技术侦查程序进一步细化研究和司法解释,以使技术侦查能依法高效地服务于司法实践。     

试论对诱惑侦查的法律限制

诱惑侦查是侦缉狡诈罪犯,查明大案要案事实真相经常使用的一种特殊侦查方法。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对诱惑侦查没有作具体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何对诱惑侦查进行必要的法律限制,关系到此方法的合理应用,同时也关系到刑事诉讼法公正的实施。     

谈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使用

随着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腐败犯罪等新型犯罪日益猖獗,秘密侦查措施得以在侦查实践中广泛运用,但现行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运用并借鉴国外有关立法的经验,对构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框架进行研究。     

“技术侦查”法律解释若干问题评析——以法律解释学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法制化,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然而法典相关规定过于抽象、概括,亦存在立法疏漏。为使立法得以贯彻实行,法律解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实然层面分析,有关"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问题丛生,就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通过对"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以点带面,揭示整个刑事诉讼法揭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反思。     

“技术侦查”法律解释若干问题评析--以法律解释学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法制化,体现了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然而法典相关规定过于抽象、概括,亦存在立法疏漏。为使立法得以贯彻实行,法律解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实然层面分析,有关“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问题丛生,就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通过对“技术侦查措施”之法律解释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以点带面,揭示整个刑事诉讼法揭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反思。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以侦查中的强制性措施的司法审查为例的分析

刑事诉讼程序包括刑事审前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及执行,刑事审前程序包括刑事侦查程序和刑事起诉程序.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对侦查措施的事前审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的立法及实践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发展的进程,体现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水平.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和2012年两次重大修改之后,虽然其他相关制度和程序均有显著修改、完善,但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变化却十分有限.深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问题,除了加强、完善关于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还需要研究增加关于涉案财产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司法审查.     

中美刑事诉讼法律规模比较研究--从秘密侦查制度切入

制度规模的研究不仅可以体现法律的重视程度、考察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有利于把握历史发展态势,检验立法技术水平。就秘密侦查而言,美国联邦层面对乔装型秘密侦查主要通过判例和内部规范来实现规制目的;而对监控型秘密侦查则形成了包括成文法、判例和内部规范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对秘密侦查的规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才真正将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对秘密侦查的制度规范在类型规模、规范数量、配套规模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立法者的立法技术还处于亟待提升的状态。     

迷茫中的选择 现实中的妥协——对我国刑诉案中证人出庭困境的理性批判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益完善,更趋向于合理。但在具体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怠于出庭逐渐成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的探究,不能仅站在国家管理者的高度凭惯性思考,需要研究者超越历史的局限,从证人对自身重大利益的关切,以及社会强势群体的示范导向和人情社会的惰性阻碍着眼,加以理性地批判。     

变与不变：新《刑事诉讼法》对无罪辩护的影响

刑事诉讼制度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对刑事司法实践带来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无罪辩护也不例外。2012年再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和诉讼程序均进行了重大变革,可以预期这些制度变化将会对无罪辩护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尽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无罪辩护的影响尚未充分表现,但初步分析表明,其对无罪辩护率、无罪辩护机制和无罪辩护效果都带来了较明显的积极影响。当然,这种积极影响不仅依赖制度本身的变革,还需要诉讼理念革新、司法改革成功及相关配套措施到位的保障。       

论被害人的权利及保护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是重视的,赋予其较广泛的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方面仍有一些不足,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完善。     

我国律师在场权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律师在场权作为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体现，都得到逐步确立和实施，而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在这方面尚处在空白状态，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随着我国律师法和新刑诉法的制定和适用，人权保障理念和扩大辩护权思想逐步成熟，法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笔者认为初步构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建立辩诉协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加强司法民主与人权保障,简化诉讼程序和追求诉讼效率已是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改革的主流。面对逐年上升的犯罪率、有限的司法资源和堆积如山的案件,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提高办案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在立足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设立我国的辩诉协商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刑事审判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我国现代化的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作为审判程序的主导者法院和法官来进行,我国的刑事诉讼必将走向审判中心主义。为此,应当对三大诉讼职能的不平衡、审判权的虚化、证据调查程序的不规范及具体审判程序的不完善等进行研究,以期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中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一些思考

为贯彻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基本理念,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该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程序设计。但是,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捕后羁押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与相关制度的联系、区别来看,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功能定位和程序完善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单位毒品累犯认定的刑法根据与适用

单位毒品累犯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我国刑法界迄今为止对之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其实 ,新刑法第 30、6 5、10 1、35 6条等有关条文都可作为单位毒品累犯存在的刑法根据。根据新刑法的有关规定 ,单位毒品累犯不仅有单位毒品普通累犯 ,而且有单位毒品特别累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在其认定的刑法适用上都必须符合有关犯罪、刑罚与时间三个方面的限制条件 ,在其处罚的刑法适用上都必须遵守从重处罚原则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设立了申请取证制度,但证据保全制度则付之阙如。证据保全制度的建构顺应了我国建立有限传闻证据规则的刑事诉讼发展趋势。由证据保全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法院应当成为决定和实施证据保全程序的唯一主体。我国应当从申请主体、申请条件和方式、管辖法院、对申请的处理、证据保全的方法、被保全证据的使用以及法律救济等方面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