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黄鹤楼》诗漫议

本文对崔颢《黄鹤楼》一诗从修辞、美学价值以及与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的比较等几个方面作了研究。     

漫谈崔颢的《黄鹤楼》诗

崔颢的《黄鹤楼》诗,千百年来为读读者所倾倒,为评论家所推崇。评价最高的莫过于宋代严羽所说:“唐代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诗为第一。”诗好在何处?古人说得很抽象。现代评论家说得具体一些,也往往多从诗的写景抒情予以肯定。说写来色彩鲜明,景象如画;见景生情,情景文融。这些评论无疑是有道理的,只是仍嫌朦胧,光凭这样的评论,还不足以说明此诗是唐人七言律诗的压轴之作。古人论诗,重视诗的意境,以表现哲理为最高境界。我以为《黄鹤楼》诗正是这一代表作。它的高妙,不在于写景抒情的本身,而是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寓人生哲理于景物描写之中的特点——作品写到了人生归宿的问题,探讨了人生的真谛。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

崔颢之于黄鹤楼,无疑是一个文化符号。这归功于那首为人称道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赋比兴?过去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在黄鹤楼上空。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略论钱锺书的以诗解《诗》

钱锺书《管锥编》读《毛诗正义》,是别具一格的以诗解《诗》的典范之作。本文主要探讨了钱锺书先生尊旧解而出新意的研究手段、设身诗境探幽发微和多诗合观及平行研究的方法。     

韩国李朝《诗经》学以《礼》解《诗》的文化意义

以朱子《礼》学解释《诗经》是韩国李朝后期具有本土特色的解《诗》方式,也是李朝对中国朱子学说全面接受的具体体现。重在论述李朝这种解《诗》方式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李朝士人用朱子《礼》学阐释《诗经》过程中对诗意的丰富,并论证了李朝《诗经》学在《礼》的民间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普及,以及其对于夯筑韩国儒学民众基础的意义。     

《郑志》与《郑记》关系新诠

《郑志》《郑记》是记录郑玄及其门人弟子就经义相互问答的作品,原书均亡佚已久。前人多以为两书判然有别、各是一书,然而从史志目录著录《郑志》的篇卷变化及唐人征引《郑记》的情况来看,两书在流传过程中曾有内容上的分合。《郑志》八篇大约成书于汉末三国时期,在后人的修撰中增入郑玄弟子间的对话而成十一卷本《郑志》,开元初年之前再次整理时又剔除了《郑记》之文而缩略为九卷。《郑记》一书出现则应是在十一卷本《郑志》成书以后,由郑门后学汇集郑玄弟子间互相问答之语撰集而成,当不晚于隋初。     

《桃花源记并诗》别解

《桃花源记并诗》体现了陶集的精华,历来对《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之间关系的评说莫衷一是。其二者间的关系是解读这部作品的重要依据,根据陶渊明自身诸方面的情况对之分析,可以看到陶渊明有着当时一般文士所欠缺的人文意识,它不仅影响了陶渊明的处世为人,且在陶诗中有着深沉的表现。     

家园意识与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 ——崔颢《黄鹤楼》经典性探原

古今评诗者从不同角度对崔颢《黄鹤楼》的经典性成因作过讨论,而把握诗中的乡愁是解释其经典地位的关键。崔诗的意脉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人叩问精神家园、追询价值归宿的心理流程,乡关何处的追问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人面对现实悲剧性由暴露到弥合、由价值空无到价值自证的建构过程,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诗性呈现。“向空而有”的转换理路与价值建构,是通过颈联写景句的自然意象呈现出来的,山水美感经验与家园追询意识的水乳交融,也成为唐诗中以山水行旅书写乡愁的固定模式。     

“小臣墙刻辞”新释——揭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

在甲骨刻辞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小臣墙刻辞",内容为一次战争的俘获与赏赐的记录.以往对小臣墙刻辞的释读和理解存在一些错误.本文对小臣墙刻辞重新进行了释读,对一些字词提出了新的解释,着重考释了小臣墙刻辞中的"白麟",指出这是出土文献中最早而且是目前仅见的关于"白麟"祥瑞的记录,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本文还认为小臣墙刻辞中的"白麟"资料,对进一步证明"殷人尚白"说和殷人已经具备了五方配五色观念的推测非常有利.     

论"中"

“中”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渊源流长,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周易》倡导“中和”精神,儒家践行中庸之道,佛家崇尚以中观法,道家提倡守中致道,都从不同角度深刻地阐发了“中”的思想。万物皆有中,中是一切存在的根本属性,“中律”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中和是创新的灵魂。     

英雄不好色——秉烛达旦、关斩貂蝉的民间解读

在关羽故事的传承变异过程中,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为不见于元明文人叙事文本,而屡见于民间叙事文本的两个故事。通过对这两个故事的分析可知,民间叙事叙写的目的是为突出关羽坐怀不乱、不好女色的形象,其背后体现了民间叙事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和感性精神,同时也反观了文人叙事的理性精神。     

副词“也”主观性的认知解释

本文从认知的角度对汉语副词"也"的主观性获得做出了解释,认为"也"字的功能多义性是说话人对"比较"框架主观识解的结果。也字句在现代汉语中的三种句法形式,对应"也"字主观性的不同程度表现。具有强烈主观性的语气副词"也",虽然"类同"义已经淡化,但"比较"框架还在起作用,作为程序信息,它引导听话人把话语前提和现实事件进行比较,得出说话人对现实事件的评价态度。     

《左传》人物的人格特征

在“礼崩乐坏、价值多元”的春秋乱世,面对“孝”、“忠”、“敬”等传统礼制基本观念,《左传》中的众多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并选择了相应的行为方式。《左传》人物鲜明丰富的人格特征,就是这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多元化的产物。     

由人物塑造看香港邵氏电影《阎惜姣》对《水浒传》的影像改编

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投资拍摄、集中展现《水浒传》中“宋江杀惜”情节的影片《阎惜姣》一方面通过对阎婆惜追求真爱及其孝女形象的彰显重新塑造了这一特殊的女性人物;另一方面,影片又出色地发挥了戏曲唱段对于片中人物性格刻画的重要作用,从而既折射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对于《水浒传》人物精神内涵的特殊理解与诠释,亦体现出戏曲元素对于古典名著改编的重要意义。     

"畅神说"旅游审美观之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生命意识全面觉醒,中国自然审美观亦由"致用"、"比德"阶段发展到"畅神"阶段。在此背景下,旅游活动与自觉审美活动发生第一次碰撞并产生"畅神说"旅游审美观。这种旅游审美观主要包括"山水质有趣灵"、"山水以形媚道"与"澄怀味象"、"应会感神"等内涵。     

"地方合作主义"中的权力"越位" --对转型期地方"红顶商人"现象的反思

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是转型期中国所存在的“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是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驱使下容易成为利益主体;同时,地方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对地方市场、企业拥有一定的干预权力,“红顶商人”是一种“地方合作主义”的产物,这往往会带来地方政府非法的权力“越位”。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审视中共党史上的“四落三起”

中共历史上四次"大错误、大挫折"即"四落"时期均程度不同、不自觉地背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三个"十三年"即"三起"时期则基本上践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党、国家带来福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审视中共党史,并将其作为对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