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象征主义

<正> 一、世界文学中的象征主义从世界文学角度来看,象征主义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学思潮和流派.这一点,它甚至比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更具有自觉性,因为追随这个旗号的文学家不仅分布在世界各国,而且大多是在一种互相交流和影响的文学环境中自觉响应的,他们对象征主义的产生和意义都有某种程度的认知,在对文学的看法上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的几个问题

赵利民撰文《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的几个问题》指出,国内外对中外文学交流的研究已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但无论是从资料的发掘、研究角度的切人、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新的文化视野下,中外文化交流有着更多更     

民国体制与民国中西诗学交流

正学界在研究民国时期的中西诗学交流问题时,大多会进行个案研究,也就是选择民国时期在中西诗学交流史上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团体、中外学者和作家、诗人的文学活动来进行爬梳和探讨。这也势必形成一种片面的印象,即民国时期的中西诗学交流似乎大多数都是属于民间行为,是由民间的各种文学团体、文学协会或文学个体自发自觉地组织进行的活动,从而使研究者在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     

海外华文文学“跨界”动向与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作家自发与自觉地反复"跨界"之中。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的跨族裔书写、海外华文作家空间疆域的反复跨界及书写、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双语书写、海外华文文学与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双向互动、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影视界的跨媒体转化等反复多样的"跨界"动向,源自移民心灵的恒久流亡,而这是移民与移民文学的本质性"内核"。"跨界"特质及其所演变与再生的复杂内涵与意义,为从不同维度重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相关问题赋予了新的契机,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新领域。总结中国经验,进而实现与推进中国经验与人类经验的交流与对话,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谁的世界，何种文学:世界文学的非西方转向及其中国意义

世界文学正在发生非西方转向。这是世界文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也是全球文明重心东移的结果。反殖民化和全球化使非西方文学史经历了国有化和世界化的历史进程。世界文学研究新范式主要包括：认为世界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观察视角,以西方视角为中心的传统世界文学观因其研究视野狭窄已逐渐丧失活力;从非西方视角出发导致了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非西方转向,多中心的非西方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引擎;世界文学非经典集合而是流通和阅读模式,视角多样性决定了世界文学图景的复杂性和多元性。1950年代中期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体现了非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建立之后的世界文学格局中建构世界文学新观念的理论自觉,非西方国家第一次以世界文学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文学观念的建构中。中国因其古老丰厚的文学传统及在反殖民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世界文学的非西方转向中具有引领作用,彰显了独特的中国意义。     

九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气质

九十年代以来,在文学自身发展和市场作用下,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流.但此时的现实主义是开放性、多元化的,具有现代性气质的.如阎连科的现实主义写作具有魔幻色彩,陈应松的写作具有寓言的象征性喻指,鬼子的小说具有极端化叙述特征.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气质,是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参照系下的自觉努力,也将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整体中的进步.     

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以“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张志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所做的一个抽样研究,该项目结项成果“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9种)以莫言的文学创新道路为中心,揭示其与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在联系,全方位拓展了莫言研究空间,深化了对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进程的研究,有助于世界进一步了解莫言等中国作家。世界性与本土性的文化交汇、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进一步助推,是莫言创作变革创新的内在条件,也是他走向世界、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今年是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丛书出版对纪念莫言先生获奖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以“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为契点,探讨莫言文学道路的发展与流变,分享莫言创作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经验。     

中外文学关系编年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编年史类的著述,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建设工程,也是我国人文学科前辈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它既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学科进一步可持续拓展的重要基础.因为它能使大量原本纷繁复杂的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料,经过系统的整理编排,呈现清晰可辨的脉络,为研究者深入探讨某一时段的文学与文化交流问题搭建一方宽阔的时空平台.由于在归纳文学交流发展现象、探讨文学交流规律、创新学术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方面提供了大量原创性成果,所以有助于填补学术空白和提升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层次,有可能为中外文学关系史学科的成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同时,学术性与工具性相结合,既保证了所有的编年内容都有据可查,又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中外文学交流史发展进程,将编年史视作文学交流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发挥其在多国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优势,其多重功能将给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者提供诸多便利.梳理相关史料,呈现数百年来中外文学双向交流的行行足迹,既适应今后双向文学交流的需要,也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提供史实基础和经验总结,因而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此类著述具有较高的引用率,会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现代性视野下20世纪中外文学的互动

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它指涉的是异质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交往总会构成一种双向交流、双向互动的态势。在 2 0世纪 ,当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积极作用力的时候 ,中国文学也对前者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反弹。就此看来 ,2 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这一话题 ,不仅涉及到中国文学在何种现实语境上接受了哪些影响和以何种结构层面怎样接受这些影响的实证研究 ,而且也应涉及到中国文学在与外国文学的频繁的遭遇中获得的新的想象和创造 ,它对外国文学的反馈和回赠 ,以及它怎样在与外国文学的深入交流的背景中就共同的文化、文学命题与后者进行的一致性的追问。     

“现代汉语文学”的女性视野:别性化创作扫描

“女性文学”概念是舶来品,有两种倾向有自的翻译,一种侧重文学对女性权利的言说和维护,称“女权主义文学”;一种表征女性性别自觉,并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加以传达,称“女性主义文学”。前者求“平权”,后者求“差异”。另外,国内目前对女性文学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分歧,比较有影响的有三种：一种认为凡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都是女性文学;一种认为凡以女性及其生活为对象的文学都是女性文学;一种认为只有那些在女性自觉精神的导引下从事写作,也就是说,只有当文学话语女性化之后的写作结果,才是女性文学。中国文学发展到现代汉语文学…     

自恋情结与当前的中国文学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中的自恋已有所表现,且逐渐形成一种自恋情结。当下中国文学的自恋情结主要表现为身体自恋、精神自恋、自我迷恋与叙事自恋四种形态。这种新型自恋叙事伦理的产生,有其文化语境变迁、作家主体性嬗变等主客观因素。作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自恋情结给文学发展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和伤害,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瓶颈;作品独立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深度和崇高感在作家心目中日益坍塌,文学的想象空间愈加逼仄,文学面临着创造力匮乏的危机。自恋的膨胀还使文学丧失了真诚,虚伪和矫饰横行,带来了病态的叙述、语言和浮躁喧哗的文风,并进而造成了文学生态的混乱。可见,只有自觉调整自恋心态,才能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这既需要作家自身的调整与提升,又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文学和制度生态的多元协调。     

鲁迅传统和战时中国文学

抗战时期是形成鲁迅传统最初的也是最有力的时期,它在战争文化的背景上和时空的近距离观照中对鲁迅作出的解读,尤其是对鲁迅精神的理论解读,极大影响了日后鲁迅会在哪些层面上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全民抗战的时代环境,强化了革命领袖对鲁迅精神的权威诠释,也使战时中国文学对鲁迅的解读集中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但同时,作家们丰富而独异的战时人生体验催生着对鲁迅精神的个性化解读,使鲁迅精神活跃于作家们的文学生命中,鲁迅精神由此成为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论鄱阳湖文学风格流派

鄱阳湖文学风格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有独特的美学艺术价值。从陶谢首创经过千余年历史积淀,已为当代本土作家所认同、继承、创新和发展。鄱阳湖文学风格流派,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是与世界文学接轨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本文分两条主线论证:一是历代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所表现出近似的鄱阳湖文学风格,从纵向形成了一个不约而同的鄱阳湖文学流派的雏形。一是当代作家在同一历史或接近同一时空中,所表现出继承和发扬鄱阳湖文学风格传统的作家群体,他们的自觉不自觉近似的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的横向结合,正在循序形成鄱阳湖文学流派的趋势。     

翻译、期刊与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矛盾和内在冲突,也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更通过编者、译者、作者、读者和出版方之间的多维互动有效地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公共空间.期刊、翻译与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重对话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多层面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与学院文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大多数自由主义作家栖身于学院,使得自由主义文学与学院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学院独特的人文关怀、文化思潮、人际关系、审美形态等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促使其特质的形成。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显现了学院空间的存在,它基本居于边缘,与不断激进的文学主潮形成对峙,成为一种文学与文化批判的力量。     

20世纪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文化考察

20世纪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作家吸收中外文化营养与公共关怀分不开的。传统的载道观使作家关注现实,随时代而变;抒情写志传统使文学社团、流派沿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道路齐头并进;而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思潮也成为这些社团产生与发展的精神酵素,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也使这些文学社团流派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性的三个概念

无论怎么界定,世界华文文学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概念,其差异所在只是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价值作出怎样的理解.由纷争到共识,也标志其正在从一个学术概念转为一种学科概念.然而,要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概念,还要从学科性与学术性的角度进一步确认和辨析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世界华文文学既是一个大中华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性概念.世界华文文学还应该是一个世界文化概念,世界意识、人类意识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意识.第二,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潜政治”概念.文学总要承担具体的政治功能.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自古而然的,这一思想传统在近百年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也是中国文学真实的历史存在.因此使用这种政治文学一体化的分析方法,来评价中国作家和文学是具有特别的有效性的.世界华文文学承受着格外的历史重负,本土经验、中华意识与世界价值是其整个内涵.但是,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意识的文学领域,不能简单地承担过于重大的政治主题,家国意识不能等同于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应该是潜在的,不是显在的.政治意识越鲜明得到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就越小.由政治概念转化为一个潜政治乃至文化概念,评价世界的尺度最终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第三,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真学术”概念.世界华文文学包含了太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民族的和个人的、历史的和当下的信息,具有极大的学术空间.移民历史、文化融合、个人传奇、跨国婚恋等民族与个人的故事都在其中展示.这些都构成了这一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首先要打破学科偏见,其次要有学科自强意识,再次要扩大研究视野,最后要寻求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的几个问题

在新的文化视野下,中外文化交流有着更多更新的变化,对之的研究从理念到方法也必然要有新的推进。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在以文学研究为中心的基础上走综合研究之路。在关注文学交流过程中的文学思想、文学形式等方面的相互影响的基础上,要透过文学文本的解读,综合其他学科的方法揭示出其中所蕴涵的相关信息,如社会信息、文化信息等等。文学交流中的任何接受活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发展自己的文化。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中的贡献也应该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     

中国文学创造张力论

中国文学的创造张力体现为：文学按照“载道”要求只在文体修辞性等方面的创新,导致作家的依附性思维而使得中国文学“从动于文化”;文学尊重人的爱欲和情感,反抗礼教道教束缚的生命觉醒,因为作家缺乏“自己的情理统一”努力而使得中国文学“弱动于文化”;文学中作家个体哲学觉醒内在地批判改造儒道和西学思想,因为“个体化理解世界”的潜在实现而使得中国文学“能动于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论需要在“奇异”“别趣”“象外之象”基础上增加“独思”“独象”“象内独象”之新范畴,才能弥补中国文论在创造境界问题上缺乏文学独创性思考之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