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活法 四道风景——读方方小说《风景》

方方《风蒂》记录了汉口铁路边一家棚屋平民的命运变迁。因为不同的人生境遇,两代人选择了他们各自的活法：父亲沿袭了祖父的活法,以力气大拳头狠立身;二哥背叛了父亲的生存理念,以追求知识与爱为宗旨;七哥以婚姻为筹码,把权力作为目标;五哥、六哥辞职干起个体户,以金钱为目的。不同的人生选择,构成不同的人生风景,寄予了作家对现实与生存的思考。     

历史与现实的完美结合——论《苏菲的选择》的叙事策略

威廉·斯泰伦的《苏菲的选择》被认为是"大屠杀"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以纳粹大屠杀为题材,立足现实进行历史言说。本文侧重于小说不断变换的叙述视角、叙事空间的多维切换以及叙事方式上表现的碎片化和拼贴式的形态,使小说将历史与现实中各种矛盾的、异质的思想共熔一炉,表现了斯泰伦的思想立足点在不停地移形换位,不断针对生活与历史进行自我辩驳与自我超越的探索精神,最终达到了历史与现实完美的融合。     

洗尽铅华见真纯--评方方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

论文以文本细读和文本分析的方式，从知识分子题材的重新挖掘，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展示和纯朴大气的风格三个方面分析了方方的长篇《乌泥湖年谱》。认为其对政治旋涡中的工程类知识分子的精细刻画填补了当代小说人物的一个空白，而其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也区别于纯粹从政治角度反思知识分子命运的其它长篇。作家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和纯正的艺术品位酿就了小说纯朴大气的风格。小说也有因取材太真而显得太实，材料占有太多而显太杂的缺点。     

历史如何成为小说——兼论梁振华长篇小说《新青年》

怎样让历史成为小说,这需要作者能进入历史的本质和人物的心灵,让历史成为一种审美和道德的叙述。怎样将笔墨深入到每一个民族个体的探索、抉择、命运、灵魂,让历史呈现出一种复合多重的面貌,或者呈现一种具有历史美学和历史诗意的风貌,人性、人情、日常生活的血肉对历史细节的充盈是保持作品具有人性宽度和历史深度感的一种最好的叙述方式。《新青年》中作者自我代入式的表现方式和暗含自我形象的塑造是这部小说能够赋予江流这个人物以血肉灵魂的重要原因。作者的愿望通过故事和人物找到了自己内心一直隐藏的情结,就是为历史中挺身而出的一代新青年塑像,以此完成自己在历史中一次自我的热血有为的青年形象的模拟塑造。     

命运主题与《雷雨》人物塑造研究——兼谈《雷雨》与《红字》的互文性关系

命运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人物生存状态在命运的观照和伴随下,较其他主题的作品而言有显著而统一的特征,从人物塑造这一层面可以找到诸多共通点。文章从《雷雨》的具体文本出发,分析其人物塑造受命运主题影响的具体表现,讨论命运主题给该类作品带来的限制与促进作用,并采用互文性理论相关分析方法,对《雷雨》与《红字》两部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进行了解读。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费叙事

消费话语处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构成的重要位置。作品消费叙事的“故事”功能在于发动、引导农村土改运动,这一政治功能经由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得以体现。叙述距离方面,“讲述”主要集中于人物消费条件、处境和消费能力、水平的叙述,“展示”主要是以争夺、守护、占取和享拥消费资料（及与此相关的生产资料）为叙述对象的叙述。叙述投影方面,消费事件被分别置于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观照、把握之下。叙述语态方面,消费话语的叙述者主要有作为隐含作者的故事外叙述者,作为故事旁观者的叙述者,直接出面的故事内叙述者（故事人物）,隐含故事内叙述者。作品调动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对关联于土改运动的消费现象进行艺术表现,也在较大程度上暗合了文学性要求。     

论《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从叙述时间角度分析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的最大特点是围绕叙述时间展开：“情节”对于“本事”顺序改变形成的圆形封闭性框架式叙事结构,不但使结构紧凑,而且使其结构变化错落有致;现在与过去交替的叙述时间以不同的叙述速度呈现,由此形成了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聚焦于时间的叙述视角,使叙述人、被叙述者、接受者三方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历史在场感和沧桑感。在时间维度上的巧妙安排,使《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在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视角方面极具特色,显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与魅力。     

试论脂评的叙述声音——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为例

叙述声音,即文本内的所有声音,是某人思想态度的综合体,脂评作为《红楼梦》评本的一部分,具有其独特的身份和叙述声音.文章试将脂评的声音分为作者式和读者式声音,并分析不同声音产生的叙述效果.     

文学的《家》与历史的家

本文对照巴金小说<家>及其材料原型,发现文学的<家>与历史的‘家'形成了典型的叙述复调,由此探讨文学文本所采取的形式策略、编码规则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设,以及在20世纪中国何以历史经常比文学更丰富的原因.     

《李秀成自述》与富厚堂藏书的历史命运

[摘要]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忠王李秀成是否写过＂自供状＂（或＂自述＂）,这是100多年来史学界争论不清的问题。近据笔者对《李秀成自述》及曾国藩老家富厚堂藏书等资料的耙梳,发现李秀成确实写过＂自述＂;曾国藩为了领赏也删改过＂自述＂,但并未将其销毁。该书原本后来藏湘乡曾国藩故居富厚堂近80年,被曾国藩曾孙们转移到了台湾。而曾家大批藏书则运湖南省图书馆、博物馆收藏。     

现实的艰难追寻———从“语言与现实”的角度评拜厄特小说《儿童书》

《儿童书》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A．s．拜厄特的近作,描写了20世纪之交一群儿童在社会、家庭和自我变化中的成长经历,凸显了他们在探索现实中所遇到的困境以及所做出的努力。其中,语言作为儿童成长中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阻碍儿童认识现实,如童话对现实的迷惑和话语对现实的遮蔽;另一方面帮助儿童领悟现实,如思维和实践对现实的构建。文章正是从语言与现实的角度,分析语言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指出尽管语言给儿童认识现实带来诸多困境,但同时语言也是儿童构建现实、构建自我的必由之路。     

《徽商》:面对历史叙事

本文指出：《徽商》是第一部正面描写徽商的长篇小说,它通过对清末徽商潘浩璋一家三代人创立家业的兴衰史的描写,表现了徽商坚强的生存意志和强健的人格力量,以及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徽文化精神。在此前提下,论文深入论述了《徽商》的题旨、潘浩璋形象和三个出色的女性形象、叙事艺术的三个特点。     

由《现实一种》谈余华的冷漠叙述

余华小说最为明显的先锋性在于他的冷漠叙述,《现实一种》围绕人与人,尤其是亲人之间的暴力及死亡而一一展开。在作品中,余华以一种纯审美的冷酷性和客观性一丝不苟地描述着人性作恶的每一步程序。《现实一种》这种在内容上的杀气与形式上的平静则恰如其分地阐释了他的冷漠叙述。     

戴着镣铐的舞蹈——浅谈《孽子》与《活着》的命运悲剧意识

通过对白先勇的《孽子》和余华的《活着》这两篇小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前者是先天的生理属性影响着主人翁,使其被主流的父权社会所排斥,后者是时代背景中无力扭转的命运悲剧在作祟。二者相较,蕴含其中的是浓重的命运悲剧意识。     

《押沙龙，押沙龙!》的多元叙述艺术——兼与《喧哗与骚动》比较

《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体系中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小说运用混乱的叙述时间,多重、变换的叙述视角,套盒式的叙述层次等复杂多变叙事技巧,表现出较之于《喧哗与骚动》更为超前的小说叙述艺术,成为一部关于小说“写作”的小说。     

古老话题的重新演绎——评方方《暗示》中的乱伦叙事

《暗示》重新阐说了现代生存语境下的乱伦意象。在命运悲剧的捉弄下,两代人不约而同的冲破了伦理与禁忌的束缚,"情"与"性"的发展历程,赋予了乱伦以不同的时代内涵,面对无法洗脱的罪恶与渊薮,在不同生命观的指引下,主人公们采取了雷同的生命归宿,生与死的交织成了现代人在无法摆脱的命运定数下的时代悲剧与命运悲剧。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展示英雄心灵之旅的独特视角——评《英雄无语》中的爷爷形象

不同的叙述视角讲述同样的事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表现出不同的魅力。《英雄无语》以“我”的成长过程中的观察为写作视角,真实地再现了一代英雄辉煌的业绩,尤其是展现了英雄爷爷内心的孤寂与落寞。     

人物群像、叙述结构与方言口语——重读黄济人获奖报告文学力作《命运的迁徙》

获得全国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的《命运的迁徙》是黄济人的又一力作。十余年后重读几乎已淡出评论家视野的《命运的迁徙》,仍然会发现其在鲜活的人物群像勾勒、独特的叙述结构展开和成功的方言口语书写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鲜明的创作特色与炫目的艺术光芒,不失为重庆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而其存在的个别问题也还有待黄济人在今后的创作中进一步解决。     

《根》与中国当代家族小说

中国当代家族小说与美国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至今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通过考察<根>与<最后一个匈奴>、<家园笔记>、<纪实和虚构>等当代家族小说的内在关系,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文化契合:寻找文化之根成为重要的主题;非虚构小说的引入导致了叙述角度的巨大变化;寻求归宿和永恒的漂泊是作家们难以解决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