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

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合理吸收了金学的已有研究成果,不乏表达自我精当的创见,或剖析人物性格和命运,或分析小说叙事技法和写作手法,具有浓郁的现代品格。梁羽生大力点拨《金瓶梅》高超的讽刺手法,挖掘文本寓讽刺于幽默之中的写法效能,阐述其不落俗套的情节设置,展现小说文本起伏顿挫的情节演进节奏。梁羽生贴近文化生态,注重物我双会,其《金瓶梅》批评话语成为他挥洒才情和展示史识的重要文化承载。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二题

张竹坡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小说批评家,在他评点《金瓶梅》的文字中,有不少地方体现了这位年轻的批评家独特的艺术眼光,并对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重点分析张竹坡对于生活感受与艺术虚构之间关系的理解,其次,将张竹坡的小说批评与金圣叹、毛宗冈作一简单比较,以见他们的高下异同。     

评《金瓶梅》“崇尚现世享乐”说

该文对认为《金瓶梅》“崇尚现世享乐”的论断,进行了批驳;认为晚明进步思潮对《金瓶梅》创作的影响,不只是肯定正当的人欲,还在于对封建没落阶级的滥肆纵欲、荒淫享乐予以无情地揭露;指出这种论断的实质,是跟当前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相呼应的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写作技巧探胜

张竹坡对《金瓶梅》一书进行了全面的评价 ,其中 ,对《金瓶梅》写作技巧的研究尤为深入。作为一位杰出的批评家 ,张竹坡对《金瓶梅》中的白描、犯笔、人物个性展现、叙事方法等方面的批评均有独到的见解。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 ,使人们能加深对张竹坡文学批评理论的了解 ,并认识到张竹坡在小说批评史上所具有的一席之地     

《金瓶梅词话》佚名校改集说

明万历木刻本《金瓶梅词话》中 ,有几百处被涂改过。本文就前十回的 4 0处改笔逐一进行了考辨 ,发现其误改率达 75 % ,正确率为 2 5 %。结论是佚名校改“尚有部分的参考价值” ,而佚名只是一位有一定文化水平、读书校书比较认真的普通古籍收藏者     

论世情小说名著《金瓶梅》对《水浒传》叙事体例的生命承传

《金瓶梅》彻底消解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水浒传》等文学佳作由市井弹词到文人写定的近乎道德评判的文化心态模式,而是以冷静、客观、宽容的叙事特质对诸多人物形象的行为举止加以生动、真实、淋漓的表白刻画并最终张扬着意趣悠远的生命韵味。     

论《红楼梦》对《金瓶梅》叙事范式的审美观照

《红楼梦》与《金瓶梅》均为世情小说,然《金瓶梅》开启着明清世态人情小说之生命先河且打破了神话传说、英雄叙事和历史演义等传统题材长期占据小说创作领域的审美格局并依托其别具一格的方式展拓了中国古典小说演绎的新篇章。但《红楼梦》却是凭借其渲染了人生百态、世态炎凉、时情冷暖以及言说着个体的梦幻玄想、群类的盛宴必散和家族的悲欢离合而跃升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榜首佳篇。     

论《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

《金瓶梅》的道德形态和伦理形态以同质异构的方式显示。道德形态指向个人的主观世界,伦理形态面向外在的客观世界,二者契合于实现德性生活。因此,《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建构,不仅面向个体德性的塑造,也寄希望于群体伦理纲常的完备,并以主客结合的模式建构趋向真善美的道德规范。     

《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

鲁迅虽称《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书”,但他也指出此书“著此一家, 骂尽诸色”的特点。若就“人情——世情”小说内部深入研究,则从题材及其叙事结构而言 ,《金瓶梅》还可以而且应当称之为“家庭小说”。它影响后世衍出《林兰香》、《醒世姻 缘传》、《红楼梦》、《歧路灯》诸书,构成家庭小说的系列,其规律往往是后来者从前作 反面取材或立意而成新创。这是《周易》之所谓“通变”的体现,在小说史上是普遍的现象 。在承认《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代表作的前提下,明清小说分类中应把 《金瓶梅》——《红楼梦》一脉如实称为“家庭小说”。     

《金瓶梅》评论中的作品比较现象刍议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占居重要地位,众多评论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式给予全方位的解读。在评论中存在着大量将其与其他各类作品作比较的现象,其范围涉及诗赋、史传、戏曲以及小说等等,通过比较论述论者表达了自己对《金瓶梅》的阅读体验及价值评判。这些对比论述不乏中肯的评价,但也存在溢美或贬抑等有失客观的情况。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前人对于《金瓶梅》的审美感悟,以期对《金瓶梅》的丰富蕴涵与文学地位有更加深刻全面的把握。     

论《金瓶梅》中的商业老板与伙计关系

《金瓶梅》表现了一种新的人伦关系———商业老板与伙计之间的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建立在共同经营的合作关系之上,是一种有贫富、尊卑、主次差别的不平等关系,又是一种比较松散、自由、人我界限明确的契约关系,还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买卖关系。这种经济上的雇佣关系还扩展到他们之间的两性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它不同于传统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关系,也不同于传统的主子奴才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再重"仁义"、"忠诚"的传统伦理道德,雇佣双方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种新的人伦关系的萌芽。     

《歧路灯》对《金瓶梅》的模仿与超越

清代李绿园的《歧路灯》明显地表现出对《金瓶梅》的模仿 ,并在此基础上有超越的迹象。其模仿主要体现在 :创作动机上以道学心肠来教诲人生 ;题材选取上以家庭生活为核心 ;情节组织上一是以主人公“少年失怙”失却教养来演示人物性格的堕落 ,二是以兄弟结义为机制。其超越主要体现在作者思想境界、人生境界、审美价值观念和情节描述上的健康心态以及用笔俭省和插叙手法的运用     

从《金瓶梅》看明代城市手工艺制作的水平及其商业化

《金瓶梅》作为一部伟大的写实主义小说,记载了明代商业经济发展中工商业者的生产与生活,尤其是对手工艺制作及其商业经营的描写涉及到一些手工行业商业化运作的情况,如经营模式、经营规模、经营的商品内容等,为我们了解明代手工艺制作水平以及工艺品的商业化情况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     

鲁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鲁迅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的高度,用近代小说观念,将《金瓶梅》准确定位为"世情书",具有开创性意义。他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但对性描写本身的评价,则有失于平庸。他将《金瓶梅》早已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打破权",归之于《红楼梦》,有失公允。他对《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认定是错误的。他仅用书中的"山东土白"四字,对《金瓶梅》作者"决非"是"南方人"的判断,则有失于武断。     

论《金瓶梅》对《水浒传》女性观的扬弃与超越

以《水浒传》和《金瓶梅》两部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内在精神脉络为轴线,从女性贞节观念、婚姻自由、尊重情欲三个方面出发,试图对两部作品的女性观进行比较,论述《金瓶梅》正逐步扬弃《水浒传》所颂扬的传统的女性观念而不断向宏扬女性人性解放的女性观发展.     

论《金瓶梅》道德观的出场形态

《金瓶梅》倡导道德的情爱伦理和互助友爱的人际伦理。它的道德观是通过批判“酒色财气”呈现出来的。《金瓶梅》道德观的出场形态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情爱的虚无本质,呈现在对偷情、婚姻的反思上,体现情性小说的出场形态;二是冷酷的人情世态,展示在对世俗、社会秩序的批判上,蕴涵现实主义小说的出场形态;三是德性的生活,体现在对欲望放纵、道德沦丧的批判上,彰显道德小说的出场形态。     

明清《金瓶梅》研究概论

明清两代的笔记丛谈,便已带有研究《金瓶梅》的意味。崇祯本上的评点,尤其是《第一奇书》张竹坡的评点、文龙的评点,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金瓶梅》研究。虽然现代意义上的《金瓶梅》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但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具有发凡起例、启导引进之功。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