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审美接受分析

《金瓶梅》的文本接受是"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金瓶梅》问世后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排印前,袁宏道、袁中道诸人对于《金瓶梅》的接受情况。这段时间,读者对《金瓶梅》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作者的各种推测,对小说文本的称赞或毁谤,对小说的批评与棒杀等。自《金瓶梅》出版后,对其文本一直存在着赞扬和贬斥两种倾向,褒之者认为该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世情小说,毁之者则以"淫书"目之。但《金瓶梅》却没有因被贬抑而堙没,而是一直流传不衰,自20世纪初开始形成一门显学。     

《金瓶梅》的题材、人物和结构

《金瓶梅》问世于明嘉靖年间,至今大约400年了,人们对该书的认识,始终存在淫书和非淫书的分歧。怎样评价这部书?笔者认为鲁迅对该书的评价极为客观、全面、公允,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又说:“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     

谈《金瓶梅》中的说唱艺术成分

《金瓶梅》词话本是说唱活动的底本,该长篇小说是在说唱艺术中生成的一朵奇葩。《金瓶梅》说散本是从词话本发展来的,尽管发展过程中做了许多删削改动,但说散本中仍保留了大量的说唱艺术成分。说唱艺术成分的存在,使《金瓶梅》文本（包括词话本、说散本）具有了别样的美感。     

别具深意的痛史《金瓶梅》

<金瓶梅>问世后,先有沈德符等对它大加抨击,说它明惩暗劝,实为淫书;淫书说寿终正寝,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劝世、戒世之作的观点却颇为流行.其实<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或痛史,它展现的是那极端黑暗、腐朽时代的人物的扭曲史,正如何满子所说,书中人物的离奇言行更多应看作是人物找不到正常出路的变态的发泄,使人们品味出更多更深刻的悲剧内涵.     

《金瓶梅》的文学评价以及对《红楼梦》的影响

《金瓶梅》是四大奇书之一,是明代著名的长篇小说。郑振铎先生选入《世界文库》,所以它也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它初刻于吴中,是明万历庚戌年(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公元一六一○年。原名《金瓶梅》,本无淫秽语。但到丁巳年一六一七年,它不幸被搀伪。为了投合当时社会风气,书贾伪造了许多淫秽语词,改名为《金瓶梅词话》。到崇祯刻本,又加了一百回绣像插图二百幅,就成为头号的淫书禁书。使此文学名著蒙冤三百年(我另写有《金瓶梅》版本考,作者考等文)。大学文科讲授文学史者不能不讲,但又不会讲。     

《金瓶梅》本文与接受分析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金瓶梅》的特点，指出正是《金瓶梅》本文的复杂性造成了《金瓶梅》接受中的歧见百出。同时，通过崇祯本批语与张竹坡批语的比较，分析了《金瓶梅》接受中的两种态度和方法。     

《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与陶望龄

在《金瓶梅》作者“徐渭说”中,陶望龄是个关键人物,但陶望龄和《金瓶梅》之间的直接资料几乎没有,只有通过研究《金瓶梅》抄本收藏者和陶望龄的交往,才能找到陶望龄和《金瓶梅》早期传抄的关系。文章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通过追寻陶望龄和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的关系,探讨陶望龄作为《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金瓶梅》版本若干问题探析——以西北师大图书馆藏本为例

西北师大图书馆藏《金瓶梅》可分为张评本和词话本,共有八个版式.其中,影松轩《第一奇书》、巾箱本崇经堂《醒世奇书正续合编》、在兹堂“李笠翁先生著”《第一奇书》为馆藏善本;民国初年,古佚小说会以万历丁巳本为底本,配以崇祯本图像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也得以珍藏和影印.不同的版本形态,为《金瓶梅》研究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文本依据.本文拟对馆藏《金瓶梅》的版本形态进行梳理和辨析,并从版式异同、文本内容、作者考辨、续书等方面探析馆藏《金瓶梅》的文本特色.     

《金瓶梅》评点的空间叙事探赜

《金瓶梅》评点者打破小说线性叙事的传统,构筑了一个相对自足的《金瓶梅》话语阐释空间。叙事空间成为浓缩小说文本意蕴的符码,小说评点者的空间叙事建构,将各个叙事单元组合成相互渗透的意义之网,凸显中国小说理论强化文本细读之时的整体统摄眼光。以空间思维来读解小说文本和审视社会生活,《金瓶梅》评点者的空间意识展示了文本阐释空间的延展性知开放性,彰显了体悟小说文本意蕴的新路径。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金瓶梅》评论中的作品比较现象刍议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占居重要地位,众多评论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式给予全方位的解读。在评论中存在着大量将其与其他各类作品作比较的现象,其范围涉及诗赋、史传、戏曲以及小说等等,通过比较论述论者表达了自己对《金瓶梅》的阅读体验及价值评判。这些对比论述不乏中肯的评价,但也存在溢美或贬抑等有失客观的情况。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前人对于《金瓶梅》的审美感悟,以期对《金瓶梅》的丰富蕴涵与文学地位有更加深刻全面的把握。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从《红学学案》到《金学学案》

"红学"若无"史"可鉴,它的发展也就没有方向;当然,"金学"若无"史"可鉴,它的发展也同样没有方向。"红学史"著述已见规模,"金学史"著述有待跟进。红学史常见的写法基本上是或"通史"写法,或"专题史"写法,尚未看到这种"以学人为主线,逐一立案考述"为旨趣的红学史著。于是,《红学学案》的撰述则立意出新,试图写出"似旧而新"的"学案体"或"学案性质"的红学史著述,以"学人"为主线建构红学史著述新体例、新格局。庶几可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金学学案》可谓《红学学案》写作模式的全方位地移植,即《红学学案》的学术理念、写作原则和写作方法以及整体构想等都对《金学学案》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鲁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鲁迅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的高度,用近代小说观念,将《金瓶梅》准确定位为"世情书",具有开创性意义。他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但对性描写本身的评价,则有失于平庸。他将《金瓶梅》早已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打破权",归之于《红楼梦》,有失公允。他对《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认定是错误的。他仅用书中的"山东土白"四字,对《金瓶梅》作者"决非"是"南方人"的判断,则有失于武断。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借音字对回归名著文本的重大价值

文字是反映作品的重要载体,作品的价值和艺术魅力是靠文字充分体现出来的。万历版《金瓶梅词话》和崇祯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两个版本的文字存在着巨大差异,到底哪个是原版,关键还得从文本入手,通过版本文字的对比论证,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由《金瓶梅》伊始,将版本文字的对比研究同步延伸到《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各种名著的后版本对原版都做了无谓的文字删改甚至是篡改,这些文字主要体现在借音字、俗写字和方言口语等方面。借音字在《金瓶梅》等名著文本中具有使用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且借音字的诸多文字篡改,是批书者任意妄为造成的。如果让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更规范更趋完美,就应该弥补这块缺失,借音字这个环节是怎么也绕不开的。我们提倡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的"回归文本",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回归版本,二是回归文字,三是深入解读。而借音字则是破解古典小说文字谜团的一把"金钥匙","借音字说"为回归名著文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金瓶梅》看明代城市手工艺制作的水平及其商业化

《金瓶梅》作为一部伟大的写实主义小说,记载了明代商业经济发展中工商业者的生产与生活,尤其是对手工艺制作及其商业经营的描写涉及到一些手工行业商业化运作的情况,如经营模式、经营规模、经营的商品内容等,为我们了解明代手工艺制作水平以及工艺品的商业化情况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     

《金瓶梅》对明传奇的描叙及其戏剧史价值

《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明清通俗小说创作开始对世俗生活进行全面细致的再现，并力求突出生活真实的全新阶段。它对当时社会常演的传奇剧目、曲词关注较多，并较早描绘明代嘉庆、隆庆年间传奇各大声腔消长的历史景象，其成书时间与明中期传奇声腔发展状况相互参照，具有重大意义。《金瓶梅》写及明传奇的方式多样，作用不一，虽然有些方面并未完全达到作者创作的预期目标，却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清《金瓶梅》研究概论

明清两代的笔记丛谈,便已带有研究《金瓶梅》的意味。崇祯本上的评点,尤其是《第一奇书》张竹坡的评点、文龙的评点,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金瓶梅》研究。虽然现代意义上的《金瓶梅》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但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具有发凡起例、启导引进之功。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论《金瓶梅》道德观的出场形态

《金瓶梅》倡导道德的情爱伦理和互助友爱的人际伦理。它的道德观是通过批判“酒色财气”呈现出来的。《金瓶梅》道德观的出场形态在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情爱的虚无本质,呈现在对偷情、婚姻的反思上,体现情性小说的出场形态;二是冷酷的人情世态,展示在对世俗、社会秩序的批判上,蕴涵现实主义小说的出场形态;三是德性的生活,体现在对欲望放纵、道德沦丧的批判上,彰显道德小说的出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