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就业面临的隐性歧视及对策

女大学生不仅在求职初期遭遇"进门难"的机会不平等,而且在就业中遭遇明显的职业隔离。女性就业者普遍游离于权力中心外围,升职机会少于男性,且职位升迁比男性困难。对此,高校及教师应积极传播先进的性别文化,在教育教学改革中落实"因性施教",完善服务体系以降低女生就业成本,帮助女生提高综合素质。     

就业市场灰领职业女士优先

据上海欣素劳动保障咨询公司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很多灰领职业以及服务要求较高、与社会打交道较多的职业,女性都被列为了首选对象。 这项调查同时显示,目前上海就业市场男性求职与需求的平均比例是2.1∶1,而女性求职与需求的平均比例则为1∶1.3 。 目前,受到欢迎的女性岗位包括电脑操作、广告设计、行政、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收入差异状况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我国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收入的差距逐渐加大,很多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当前的这种现象。因此,本文主要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对我国八个城市中不同性别的人的收入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可以发现,收入之所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社会资本的影响。而且通过深层次的分析可以发现,收入上的性别差异有12.7%可以用社会资本来进行解释,而且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如果在社会资本上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那么收入上也会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男性的社会资本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高于女性;女性比较欠缺社会资本是当前普遍存在的"性别隔离显现"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薪”时代女性的职场生存技巧

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里面，激素旺盛的雄性动物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雌性动物则由于先天的限制而处于劣势。人类社会也一样。即便是文明的现代社会，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男性也永远是主导，女性似乎只能是用于点缀的装饰品。女性要想在这种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取得成功，付出的努力与代价一定会比男性多出不少。在求职、晋升过程中，女性如何与男同事相处？职业女性如何处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职场女性应该如何面对职场中的逆境和挫折？作为女性成功典范的伍婷女士可以为大家答疑解惑。     

对话职场"性侵略"

开始,地球上的一片天,由高高大大的男人撑着,社会中大大小小的事有男人操办。后来,女性加入了“耕田”的行列,但男性脚下的地盘要大得多。在社会和职场,女性要想涉足或者取得成功,必须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而今天, 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女高管、女研究员、女院士; 独立创业的女性越来越多……以前所谓的男人才能从事的职业和行业, 现在不仅出现了女性靓丽的身影, 而且其间的地盘也被越来越多的女性所“侵占”,我们进入了她世纪的职场“性别侵略”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时代,职场人士有什么感受和看法呢?在此,我们提出了9个问题,与8位职场人畅谈。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研究——以小学五、六年级语文教材为例

语文教材有引导儿童形成社会性别意识及性别平等意识的功能,虽然经过了几轮教材改革,但语文教材中仍存在着性别刻板和隐性的性别歧视问题,以语文五、六年级教材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人物形象所占比重远高于女性;男性的职业涉及政治、科技、艺术等诸多领域,女性以服务类为主;男性多表现出独立、坚强等品质,女性多为柔弱和温情。为减少性别的刻板印象对学生的消极影响,编者应合理编排教材中男女性别内容,教师在教学中也应渗透性别平等的观念。     

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性别收入差距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全国代表性数据,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来综合考虑个体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收入水平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劳动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而大量在第一产业和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职业分割影响性别收入差距主要通过纵向分割,在不同职业内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收入差异。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主要是教育配置作用的结果,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女性进入收入水平高的行业和部门以及性别歧视程度较低的部门。     

女性性别优势与管理风格

客观地说,大自然造就了男女两性,在赋予两性不同的构造和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两性各自的性别优势。但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文化却贬抑了女性的自然优势,构建起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社会观念,并通过社会教化等手段使这种观念得到了整个社会乃至于女性自身的认同。因此,重新分析和认识女性的性别优势,对于摆脱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树立女性自信,促进女性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及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最详细的职业信息,本文研究了职业的性别隔离对当前中国城镇在职人员收入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在不同部门的差异。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的性别隔离确实是当前中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作用仅限于国有部门;在非国有部门,职业性别隔离的作用并不显著。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层机制在体制内外的重要区别:在国有部门,男女收入差异来源于结构性的因素——职业的性别隔离,它以职业的性别构成为依据拉开职业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导致了收入的性别不平等;而在非国有部门,决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男女个体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基于这些发现,我们认为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歧视程度高于国有部门的观点以及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的观点均值得商榷。     

再建构社会网络与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再迁移 ——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从社会个体目的性行动的视角,采用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证实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结构都影响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再迁移.在控制个体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的情况下,结果依然显示,农民工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弱关系成员比例越高,他们通过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能更好地维持既有的资源和获取更多的资源,因而再迁移的可能性更小.在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流向超大城市的背景下,超大城市要增加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社团活动参与的公共政策供给,并将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有条件地向农民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