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日本南海政策中的“对冲战略”及其评估——以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为视角

安倍内阁上台后,中日关系处在持续低位徘徊、战略信任磨损下行的状态,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新特点。除了双边关系加速走向失序和失范之外,在地区层面和多边机制中的博弈和竞争明显上升。日本的南海政策实质上是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一环,南海海域成为日本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重要地区。"对冲战略"经历了比较低调的"约束性接触"和手段多元的"软制衡"两个阶段,其目的是牵制中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力图维持美日主导的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日本在南海海域的"对冲战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大了中国的安全压力,但总体遏制效果有限,反而给地区局势带来了紧张和动荡。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自民党政治家对华战略认知分析

自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旋即陷入持续恶化的困境。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政治家,秉持消极的对华战略认知,在制定及执行对华政策上更多地展现出强硬的鹰派色彩。基于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和防范,自民党政治家认为中国"试图依靠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因此亟待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和构筑"反华包围网"予以应对。然而,日本推行充满敌意的对华政策非但未取得预期成效,反而招致自身在亚太地区陷入孤立。面对这一窘境,安倍内阁遂逐步转变此前的消极对华认知,转而开始推行温和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也随之呈现缓和与改善的迹象。     

“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定位”国际研讨会举行

<正>2014年8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日本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科论坛——"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明年还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前中日关系面临困境,新旧问题发酵升温,使两国关系变得格外敏感和复杂。正因     

中日关系的“进”与“退”——基于“区分开来”原则预测的可能前景

中国对日方针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为二看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导致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开启了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当前中日关系仍面临困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中日关系保持缓和趋势。从中长期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认知与反应：西方学者对中国“和平崛起”研究述评

中国崛起正在成为21世纪影响世界格局的主导因素。崛起的中国将对现有的世界体系产生何种影响成为西方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基于不同的认知角度,西方学者对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剖析。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研究成果不仅影响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更能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对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要理性分析西方学者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与反应。     

接触中有防范,但没有遏制--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再解读

本文通过对"遏制"这一概念的内涵、历史渊源的分析,结合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指出这一政治学概念在中国长期--尤其是冷战后--被误解、误用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冷战后美国对华奉行的是接触战略,这一战略有防范中国的含义与安排,但与遏制无关.     

关于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敌”性判断及“非对抗”因素

关于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敌”性判断及“非对抗”因素段克兢唐永胜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剧变、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争论，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出现“敌”性判断。这一“敌”性判断是美国对华“遏制”或“接触”两类政策的出发点。但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和中...     

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战后日本逃避对华赔偿责任的战略逻辑

日本1952年得益于"旧金山媾和"重返国际社会。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受害国之一,因为美国的反对却没能参加旧金山会议,战争赔偿问题自然就成了战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本文综合利用日、中双方的外交史料和先行文献,对战后日本拒绝对华赔偿的政策过程进行还原。笔者认为,日本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谈判和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相继利用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实现了不赔偿的政治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世界中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举行

正2016年8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日本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世界中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近年来,中日关系一波三折,在总体向好的同时仍具有敏感、复杂、多变等不确定因素。随着日本国内形势深刻变动及转型、对外战略加速调整及落实、中日关系"外溢"中的机遇与挑战同步加大,这一趋向预计将变得更为明显并影响深远。很多迹象表明,今天的中日关系站在一个需要选择     

中国全方位外交下的对日战略探析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是新时期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的重要战略选择。日本的多重身份定位决定了它是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一项重大课题。冷战结束至今,中日关系在纠葛中寻求协调,而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以及日本对华战略疑虑强化,使得两国纠葛情形更多出现于人们视野,并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为更理性把控中日关系,助力全方位外交,中国需找准双方在历史与现实冲突、文化与意识反差、"一山二虎"对峙、大战略同类别与异目标等方面的纠葛结点所在,从"核心利益底线思维"、外交路径拓展、地区多边机制深化、坚持不懈自强等路径来探寻具有针对性的对日战略。     

冷战后东盟对华战略论析

本文在对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基本战略判断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冷战后东盟对华的主要战略。文章认为冷战后东盟的对华战略是“接触”战略与“大国平衡”战略的结合体。     

接触中有防范,但没有遏制--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再解读

本文通过对“遏制”这一概念的内涵、历史渊源的分析 ,结合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 ,指出这一政治学概念在中国长期———尤其是冷战后———被误解、误用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冷战后美国对华奉行的是接触战略 ,这一战略有防范中国的含义与安排 ,但与遏制无关。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浅析

"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安倍内阁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经分离",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两国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并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日本企业对华经贸——体制改革、战略调整和发展趋势

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一直是日本企业对华贸易战略调整的主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起步阶段,面对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日本企业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加强与中国各部委、研究机构等所属企业和地方企业的贸易合作,大力开展加工贸易、补偿贸易等;改革开放深化阶段,随着我国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使日本企业确立了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的对华战略,开展贸易型投资,构建沿海物流网络;入世后,随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制深度对接,日本企业则采取了综合战略,构建涵盖商品流通各个环节的综合贸易和销售网络,以及"三位一体"的物流体系,提供全球性供应链管理服务。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日本企业对华战略的积极调整极大地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日加强区域及双边经济合作的动态及动因分析

2018年是中日关系重归正轨、巩固稳定及持续走稳的重要一年。在"政治引领、经济搭台"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在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推动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上同频共振。日本之所以急于改变对华战略,发展对华合作关系,主要是因其迫于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压力,担忧其自身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同时,其也希望借推动对华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落实自身的多个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因日本对外政策缺乏独立性且存在严重的"亲美"倾向,美国因素仍是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外部变量。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

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的主要趋势 (一)从"简单一体化分工"转向"复合一体化分工" "简单一体化分工战略"是指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以进入中国市场为主要目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复合一体化分工战略"则是指跨国公司将其在中国的子公司纳入母公司全球生产体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有效地吸引了以避开贸易壁垒为主要动机的"简单一体化分工"的跨国投资.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阈下的日本对华外交政策调整——以“购岛”决策为中心的考察

野田执政时期的"购岛"事件,是中日关系中的典型案例之一。这一重大外交决策发生在美国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以及中日国力逆转等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之下。其实质是日本在战略转型及对华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以"中国威胁论"为潜在语意迎合国内保守化情绪与主张,主动打破中日间业已达成的重要谅解与共识的政策决定。其结果恶化了中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地区矛盾。在解读"购岛"决策时,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