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的歌德研究

本文概括地介绍了歌德在中国的接受史与歌德译介和研究的现状。详细地介绍了冯至对歌德研究的贡献；论述了冯至的歌德研究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导；阐述了冯至的歌德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其中强调，他的研究扩大了歌德研究的范围，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歌德的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交给读者以理解歌德的钥匙，使歌德在中国经历第二次普及。因此，如果把五四时代的歌德研究称之为“郭沫若阶段”，那么可以将解放以后的歌德研究称之为“冯至阶段”。世界正处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忽视精神文明、追求物质享受、见物不见人的现状，冯至对歌德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郭沫若的歌德作品翻译

郭沫若对歌德的批评有多次的变化,考察郭沫若笔下歌德的四重形象,对歌德和郭沫若的认知是大有裨益的。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24首诗歌及诗片段,这些译诗成功的极少,但是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至今犹为一些读者喜爱。这部作品的翻译,表现出郭沫若独特的翻译风格,也是现代白话的翻译经典。     

《浮士德》对郭沫若抗战六剧的影响

“我们固然生下来就有些能力,但是我们的发展要归功于广大世界千丝万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吸收我们能够吸收的和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歌德谈话录》周扬先生说,郭沫若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郭沫若和歌德在“文思的敏捷和艺术的天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对自然科学的高度热爱,都是相似的”。①郭沫若     

从特殊到一般──冯至对德国文学的研究

从特殊到一般──冯至对德国文学的研究范大灿歌德一八一九年六月十三日写给罗赫利茨（Ｒｏｃｈｌｉｔｚ，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的信中说：“有三类读者，一类只享受不判断，第三类只判断不享受，中间的一类是享受时判断，判断时享受；这类读者实际上再现了一部艺术作品。...     

郭沫若从泛神论到新浪漫主义

郭沫若自己多次说,他早期接受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并认为他以前喜欢的庄子、伽比尔和后来喜欢的雪莱、歌德等人都是泛神论者。在郭沫若研究中,“泛神论”引起了大家的重视。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又有了很多进展。有些研究者指出,郭沫若认为庄子、伽比尔等人是泛神论者,不一定符合实际。郭沫若对泛神论的理解,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泛神论的原意。本文想进一步指出,郭沫若是从自己的美学需要出发,对西方泛神论思想有所选择和改造的,他着眼于泛神论中符合他美学追求和艺术个性的部分,并从泛     

冯至先生怎样对待《冯至传》

冯至先生怎样对待《冯至传》周棉尊敬的各位老师、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我为能够参加“冯至纪念会暨冯至学术思想报告会”，并且在会上谈谈《冯至先生怎样对待〈冯至传〉》，感到非常的荣幸，在此，谨向主办这次会议的先生和领导表示感谢。从１９８１年起，我开...     

论冯至的诗

本文以现代著名诗人冯至的诗风流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冯至２０ 年代到４０ 年代的诗歌创作。指出包孕在诗风变化后的诗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体验     

论冯至《十四行集》的自我认同

经验性自我是冯至留德期间在以里尔克为代表的德语文化熏炙之下,为现代中国和新诗探询的一种独特而稀缺的自我类型,是理解《十四行集》的必要条件。它在《十四行集》自我实现的表征为:现代知性诗学的建构、现代整体时间观的认同、人与自然等他者关系的发现。集体认同为核心的抗战文化语境里,在歌德"蜕变论"等思想影响下,冯至经验性自我也生发重构。呈现冯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个人的自我精神嬗变史,能反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深刻问题。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雕塑——对冯至诗歌《鼠曲草》的解读

在冯至的诗歌中，《鼠曲草》是流传较广的一首，但是一直被误读。鼠曲草并不像它的名称和形象那样渺小、卑微，而是有着高贵的身世。结合冯至的生平、思想，可以发现冯至与鼠曲草之间相似的精神血脉和现实处境。在《鼠曲草》中，实际上暗含着冯至对当时文坛主流的低调抵抗态度。     

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冯至先生周年祭

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冯至先生周年祭谢冕冯至先生写《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两部诗集是在二十年代末。１９２９年以后至１９４１年以前大约十年的时间，先生极少写诗。先生在１９５５年《冯至诗文选集》序言也说，这段时间“写作非常稀少”。直至１９４...     

交流与传承的典范——论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的关系

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关系的研究是郭沫若研究不可绕过的问题。它不仅从个案上拓展了中日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对我们深入研究郭沫若与日本作家的关系有着较大的学术价值。通过史料的收集梳理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的事实关系;通过其小说的比较研究两者的审美关系,从中得出两者小说创作间的异同,从而拓展现有的研究视野。     

孔子天命观问题讨论之综论

孔子是相信天命还是否定天命,论者意见不一,最明显者莫过于郭沫若与冯友兰两先生,根据大致相同的材料,得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基于天命观之发展过程与孔子弟子的其他著作言论加以研究,天有意志的结论似乎更能接近孔子的思想实际,但却有了突出的重人事的思想特色。     

试论《浮士德》与《女神》中泛神论“大我”思想

文章通过比较歌德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突出了二位文学巨匠的共同追求--神即自然,自然即本体表现的"物我合一"的"大我"普遍圆满人格,并分别从民主的改良性和民主的斗争性的人格圆满定位中,确定"大我"的特殊具体涵义.     

海外郭沫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执行会长蔡震

在海外汉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郭沫若无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日本是海外郭沫若研究的重镇, 他们研究郭沫若的学者比较多, 而且持续、扎实地进行郭沫若研究, 并定期开展学术活动, 出版会刊, 研究水平总体上比较高。中日两国的学者在做学问的路数上有所不同, 当然也就各有长短。不过,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 两国的郭沫若研究才可以有很好的交流和互补。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论郭沫若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诗人和剧作家.综观其文学成就,我们不难发现,其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创作大大受益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同时他的创作也促进了其翻译水平的提高.在翻译与创作两者间相互影响下,郭沫若在翻译和创作上均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

作为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领域里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位学者,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是很有特色的,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是主观而抒情的,而且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创作风格：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具有时代烙印;史剧家必须是题材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结构、情节和冲突要使悲剧效果最大化;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戏剧语言具有强烈动作性等。     

《神话的世界》：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神话的世界》,作为郭沫若唯一一篇以神话与文学关系为中心话题的文艺论文,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诗人正面探讨神话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结合郭沫若同时期各类创作的实际,进入《神话的世界》,在神话的概念,科学与神话、民俗的关系,异域神话资源整合等有价值的命题上均显示了郭沫若不拘泥、不困囿的开放心态。对《神话的世界》进行整体研究成为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有关神话思维与诗性特质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     

建国后郭沫若两篇佚作笔名考释

1956年7、8月间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分别以＂龙子＂和＂克拉克＂为笔名发表了《发辫的争论》和《乌鸦的独白》两篇文章,通过对郭沫若以往笔名使用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以及＂龙子＂和＂克拉克＂笔名内涵的阐释,可以看出作为政治人物和文学人物并存的郭沫若的生存状态,进而对如何正确认识建国后的郭沫若给出了合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