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引咎辞职"实践中的若干认识问题

目前我国的”引咎辞职“制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偏差,主要原因是理论认识不很明确。因此,要完善我国的”引咎辞职“制,就必须把一些理论认识问题弄清楚,特别是弄清楚其中的动力机制、对象、责任、触发机制、出路机制等问题,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作为道德自律的"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引入我国,一些地区和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规定、办法,并有一些官员因失职失责而引咎辞职。其实,引咎辞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它还内含着道德自律因素,是制度安排与道德自律的统一。要完善引咎辞职制,从道德上来说,主要就是要提高官员的责任心,培养官员的良心和羞耻心。     

论作为制度安排的"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引入我国,一些地区和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规定、办法,并有一些官员因失职失误而引咎辞职.引咎辞职制的实行,在加强对行政首长权力的制约、提高官员的自律意识、推进官员的能上能下风气的形成、塑造政府良好的公众形象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但也会产生造成权力的放纵、低效用行使以及政府文过饰非等方面的消极效应.要完善引咎辞职制,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条例并完善相关制度,大力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特别是自律意识,扩大政治透明度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论生态行政中的引咎辞职制度

“引咎辞职制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其性质应当只能定位为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道德制度,而这又更应当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之举.目前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及其在生态行政中的实施表现在引咎辞职的动因、主体、内容、对象、程序、后果以及保障条件等多方面的界定与规定之中.引咎辞职制度的功能既包括引咎辞职行为的主要作用,也体现道德制度的特有功效,而这些作用与功效在生态行政领域又必然具有一些特殊内容和特殊意义.在生态行政中,引咎辞职制度创新方向也应当是面向后工业社会的道德制度,而构建作为道德制度的引咎辞职制度也必然需要具有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     

论我国引咎辞职制

引咎辞职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缓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的制度保障。引咎辞职,有利于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有利于推行依法行政,建立责任政府;有利于转变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国家需要发展,社会需要和谐。人民期待引咎辞职制更加完善,促使官员们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恪尽职守、竭尽心力为人民服务。     

中西比较视域下引咎辞职本土化及实现

构建责任政府和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成为“引咎辞职”的法理基石。根植于西方公务员的“引咎辞职”,对于我国来说是个“舶来品”。通过行为动力、责任承担方式、接受程度、适用范围等方面的中西比较发现,西方国家“引咎辞职”长期以来都是依据“价值理性”状态在运作的,为了实现“引咎辞职”本土化,以便适应中国的国情,从而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辩证互动,可以从：“引咎辞职”程序化、完善绩效考评制度、正确定位官员责任、加强培养责任意识、完善追踪保障制度等角度出发加以落实。     

引咎辞职-看得见的政治文明

引咎辞职作为一种政治文明新象,是责任政府模式下看得见的政治文明。在执政党提出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主张、引咎辞职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且尚未引起理论界与学术界足够重视的现时条件下,理性思辨地考析引咎辞职的现实缘起,廓清其与官员问责制之关系,厘定理论纷争,描绘中国官员引咎辞职的常态图景,对当前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责任政府的真切确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与相关理论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与“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部分先富”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还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在认识上必须弄清楚。否则，将阻碍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妨碍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小先生制"在高等师范教育改革中的推广应用与思考

随着高师院校的进一步“扩招”,师范专业教育质量出现滑坡,师范生的专业思想不坚定、专业技能缺失、科研能力缺乏等问题逐步显现。笔者曾将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小先生制”应用于高师教育教学改革中,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并进而从理论层面就“小先生制”在高师教育改革中的推广意义、应用领域及实施策略等方面做了进一步探讨。     

推行引咎辞职制度中的问题及对策

“引咎辞职”在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中已成为热点问题，但制度的欠缺和理论的缺位使得其困境亦十分明显。它不但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还受到现行法制等的约束。所以我们有必要理顺若干关系，标本兼治，以期在我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引咎辞职制度。     

从"新制"到"良制":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对行政责任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主要手段包括各种形式的行政和司法追究。目前其运行方式主要是撤职、引咎辞职、高官问责等。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新制"已经在我国出现,但远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化支撑体系。良性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要集中体现问责的目的性、责任的明确化和手段的规范化。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不应该忽略行政救济体制。     

哈姆莱特忧郁、延宕的神经症人格心理根源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已经具有忧郁、焦虑、踌躇、延宕等性格要素定性,其性格成因的事实性判断依据也可以得到落实。但文本中充满隐喻、双关的内心独白,有意隐去的性格对比的戏剧情节,使哈姆莱特的性格成因弥漫着诸多不确定性。实际上,哈姆莱特的忧郁、延宕,主要是以指责他人和自我谴责作为鲜明的表现形态,并以应该如此的强迫症特征,对神圣权威、人言舆论的双重依赖,将父王之死、母后再嫁视为一种丑闻,并因宫廷具有放大丑闻效应导致的羞耻感,构成了其忧郁、延宕的神经症人格心理根源。所以,忧郁、延宕不仅是哈姆莱特的一种自然的挫折性反应,也是自我谴责的最大化方式,更是掩饰焦虑、困惑,维系心理平衡的惰性手段。     

是批评"非理性"还是提倡"非理性"--重新解读柏拉图的"迷狂说"

“迷狂说”并非柏拉图提出的诗学学说,而是他仅借用的一个古老的宗教术语来谴责某些“非理性”诗歌创作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它更不是柏拉图用来弘扬非理性精神的理论支柱。柏拉图的诗思与其哲学思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以“理性生存论”为基础,提倡理性调配法规、神性教化人性,强调德性抑制情性、诗性造化德性。     

李商隐“非儒”思想及原因

李商隐＂非儒＂思想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合非儒家祖师周公孔丘及学说;二是单非孔丘及学说;三是非儒家圣贤;四是非韩愈。第一、第二是李商隐向儒家先师和学问发起的挑战,第三是对儒学根基产生的质疑,第四是实践应用。李商隐＂非儒＂思想的出现与唐代教育体制和宽松学术氛围有关,与本人学养来源和坎坷经历有关,与青少年时代个人的学道经历有关。     

问责制与有限、责任政府

传统认识中将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上问下责和对已知具体过失的惩罚,是对问责制的误解。从有限、责任政府的角度去理解问责制,它应是一种民主问责,因为民主问责制的合法性基于“权为民所授”,以法律为依据,体现权责对等和授权与监权的统一。为此通过规范问责制的配套机制,抓好异体问责和加快问责文化的建设等途径构建民主问责制,是有限、责任政府的必然选择。     

试论彭禹廷"三自主义"理论的实践途径

20世纪20年代末,“辞官”回乡的河南镇平人彭禹廷,“以剿匪救民为职志”。他从剿匪救民生涯中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剿灭匪患,尚不能“救穷”致富,不能抵御“匪式军队”、贪官污吏的压迫。所以,为实现积极的人生观,而“上下求索”“治本之方法”———以孙中山的“为人民求幸福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创立了“自卫、自治、自富”“三自主义”理论。并在“三自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掀起了历时十余年的宛西自治,使宛西自治区域成为被世人称颂的“世外桃源”、“自治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