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看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作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文化的创造主体———知识分子所获得的重大社会解放分不开的。一是知识分子从旧的宗法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中挣脱出来 ,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知识分子从旧的宗法伦理和天命神权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 ,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自觉 ,开始从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 ,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反思和总结 ,从人文关怀的原则出发 ,重新建构未来社会和人生的理想蓝图 ,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在中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略论

<正> 人格问题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试就知识分子人格问题作一粗略探讨:一是知识分子人格的历史与现状,二是知识分子人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所谓人格,是指个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做人的尊严、责任、价值和品格的总和.人格是人的现实属性,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产物,而不是一种超现实的抽象.它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是先于主体产生的“独立实体”或理念,也不是康德所理解的独立于     

论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三种悲剧人格

本文旨在分析鲁迅小说中三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人格 ,即封建社会末期旧知识分子泯灭本我的悲剧人格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分裂自我的悲剧人格 ;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理想的幻灭。以此洞见鲁迅小说深刻的历史感悟和社会思索     

礼崩乐坏天下乱 儒法斗争始春秋

儒法两家的斗争,开始于春秋末期,距今已是两千四百多年了。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的急剧变革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进行的儒法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西周时期,我国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当时全国的土地和奴隶名义上都归最大的奴     

以“浩然之气”修养完美人格——孟子心目中士人的理想人格论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礼崩乐坏,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由此产生。诸子对加强士人的人格修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对于士人来说,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拥有"浩然之气",具体表现为博大的胸怀、独立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精神追求以及严格的道德自律。     

试论屈原的君子人格

作为战国末楚国由盛转衰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一个富于创造能力、感情激越而感伤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士人相比,屈原人格烙上了士人格的深深印痕,但他与这个亚文化群体又有种种不同。其悲剧人格以及衍生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将他和春秋战国时代士人格区分开来,其人格是春秋以前君子人格遥远的嗣响。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边际人格———立足于胡适的分析简

五四时期是近代社会骤速变化的历史时期,中西文化冲突凸现,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化。社会自身调节功能的失调造成了知识分子生活的失调,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格边际化。无论身处何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本文试图通过对胡适的边际人格的分析,来透视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的边际人格。反映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骤速变化和文化冲突对于活动其中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     

《随想录》的知识分子立场

巴金《随想录》揭示了作家在非常岁月里的心路历程,从中引发对知识分子立场问题的思考。巴金在＂文革＂前期陷入盲从、丧失自我立场,需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根源。通过写作《随想录》,巴金努力挽救知识分子奴化形象,维护自我独立人格;《随想录》体现了作家进行自我剖析与自我忏悔的艰难性,在建立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路途上,巴金以写作《随想录》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从先秦——西汉冶铁技术的发展看儒法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我国的钢铁冶金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都是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明创造的。法家的政治路线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钢铁冶金技术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冶金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奴隶暴动的风雷震撼了奴隶制社会的大厦。特别是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对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更是沉重的打击。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也起来向奴隶主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封建制要代替奴隶制,已成为当时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生     

论郡县制度

郡县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它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的确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形成。长时期来,肯定还是否定郡县制,肯定还是否定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废分封、置郡县的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直是法家和儒家斗争的一个焦点。我们要深入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有必要对郡县制度进行一番研究。一郡县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周代是奴隶社会。当时全国土地和奴隶属于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从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看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

教育体制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体制变革的出现，不仅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知识阶层政治地位沦落、经济状况陷入困顿的结果，是知识阶层急于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结果。     

战国“出奔”考论

"出奔"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战国"出奔"虽在数量上少于春秋"出奔",但仍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战国时期的"出奔"是由政治斗争、战争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出奔"者在"出奔"之前都会慎重考虑"出奔"目的国,但是由于自身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出奔"者的结局也各有不同。与春秋相比,战国"出奔"呈现出"出奔"次数较少、士阶层成为"出奔"的主力军、"出奔"多属个体性行为等特点。"出奔"对宗法制的进一步崩解和封建官僚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才,促进了人才及以人才为载体的文化的交流。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重新认识生产力在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中的作用

在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前,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木农具,并无本质的变化;育种、施肥、灌溉等农业耕作技术也没有显著的进步。因此,生产力进步导致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说法难以成立。实际上,生产力是作为土地制度变革的基本条件存在的。     

春秋战国乡里社会的变化与国家基层权力的建立

在春秋战国区域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过程中,基层社会的变化与国家权力的社会化二者互动,促使了乡里基层政权的迅速建立与完善,尽管这个历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发展还具有不平衡性,但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春秋战国国家乡里基层政权是在具有宗法血缘关系的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不可避免地还要在形式上依赖于乡里社会流传久远的自然社会秩序,但是从春秋战国的历史实际来看,乡里政权的权力体系是一元化的,还没有出现典型的分割国家政权的其他权力体系。     

春秋战国与文艺复兴的共同点及其启示

对"春秋战国"、"文艺复兴"这两个历史时期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具有经济比较发展,贯串着思想文化运动和成效特别巨大等共同点。这些共同点给了我们若干深刻的启示。     

春秋战国楚国青铜器纹饰研究——以蟠绕龙纹为例

青铜器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历史的见证,每一件器物都是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春秋楚国的青铜文化相当发达。楚铜器以其富丽繁缛、曲中有直的造型使其在青铜器历史上独树一帜。所以本论文选取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这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能够表现春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历史国度进行研究,并针对蟠绕龙纹这一纹样,进行深入探讨,使得所研究的内容更具有典型性。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及其命名谈南水北调工程的命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时代,是中国水利工程开始大规模兴修的时代。这个时期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达到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而且其工程命名都充满着中国文化的元素。这些水利工程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水北调工程是继春秋战国我国第一批水利工程之后两千多年来修建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其工程意义和命名对今天的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朱海风教授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4年第一期发表的《关于南水北调工程命名的思考与建议》一文中将南水北调东中西线分别称为"和谐渠、梦成渠和天福渠"的一组命名,用"水到渠成,梦想成真"之意蕴,最具时代特色。     

春秋至战国时期修辞风格的嬗变

春秋至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物质条件和人的思维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带来了修辞风格的巨大变化。其表现是:从简约到繁丰,从质朴到夸饰,从温婉到峻切,从叙述到议论。     

北京地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研究现状简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北京地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的研究主要围绕燕文化和玉皇庙文化展开,并对贯穿两种文化的遗迹遗存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从中发现,燕文化贯穿春秋战国始终,而玉皇庙文化仅存在于战国时期。通过对这些遗迹的发掘和研究,不仅可以对东周时期的历史有全新的认识,同时也将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